土围城里忆“诤友” ——合浦县璋嘉村陈铭枢故居感怀

本报记者 罗劲松

“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新中国成立以来，能得到这一称号的人，寥寥无几。为此，陈铭枢当年曾饱受屈辱，如今却广获尊敬。出于尊敬，人们在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土围城里，将早已被拆除的陈铭枢故居照原样重建起来，成为当地客家风貌中著名一景。

初春时节，由曲樟乡登船，沿秀美的六湖水库向上游航行，靠近山脚时，只见古朴的璋嘉村土围城城楼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立于村头。

村中，一位陈姓长者听闻记者来访故居，热心引路，一路讲“古”：

陈氏一族是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徙至广东的。清康熙年间，辗转定居合浦县璋嘉村。处于大廉山腹地的璋嘉地处偏僻，匪盗横行。族人为保安生，相聚商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协力筑起土围城，“静则散而相耕，动则聚而共守”。用黄泥、石灰、河沙、糯米及红糖拌和夯筑而成的土围墙，高达6米，厚约1米，至今仍相当结实。

立于土围城中的陈铭枢故居，是一幢砖混结构组合式楼房，前楼两层，后楼三层。乍一面对这幢2011年重建的西式楼房，不免疑惑：风格如此现代，重建者是否坚持了“修旧如旧”原则？

进入主楼客厅，在墙上悬挂的一幅1938年陈铭枢故居老照片里看到当年楼房的模样，当时的风格果然就是这么“现代”！

对照老照片可知，如今重建的只是主楼，当年气派的院门、高耸的炮楼，均已不见踪影。只有草丛中倔强挺立的几堵陈旧围墙，还在隐约显示着当年院落的气派。

气派的故居，是1929年陈铭枢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建造的。而在乡亲们记忆中，1889年10月出生于璋嘉的陈铭枢，童年生活却只能用“凄惨”两字形容——

自幼丧母的陈铭枢，小时候“发鸡盲”几乎瞎眼。好不容易眼疾好了，又患“烂头虱”，满头血肉模糊，腥秽难闻。面对后娘各种由头的暴打，陈铭枢终日提心吊胆，吃饭从来不敢添第二碗。

18岁那年，从亲戚家挨门挨户乞讨到20个大洋后，陈铭枢毅然离开家乡赴广州投考陆军小学，立志“考不中便投湖自杀”。

1909年，20岁的陈铭枢从“陆小”毕业，进入南京陆军中学学习。一日，和同学上街，碰上一个逃荒的小姑娘在街边卖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跟着爹爹，好生过呀。只怕爹爹，娶后娘呀……”被歌声唤起童年记忆的陈铭枢，当即哭瘫在地上。

此后，参加武昌起义，东征陈炯明。到1926年，身经百战的陈铭枢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挥师北伐，3个月内相继夺取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汉，与叶挺、张发奎并称“北伐铁军三战将”。也就在这一年，他率部回到合浦，出资为家乡建造医院、菜市、小学、图书馆。

当年离家出走的“烂头儿”，如今成了威风凛凛的将军！担心遭“秋后算账”的后母，心里忐忑不安。众人也等着看“烂头儿”如何收拾暴虐的后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后母的陈铭枢笑容满面，态度和蔼。

政治上，陈铭枢起初曾是蒋介石的“信徒”。他率军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作战，捷报频传，不仅掌有十九路军，还于1931年相继升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等要职，可谓春风得意。

1932年1月28日，当蓄谋已久的日军在上海闸北向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袭击时，下令全军将士“不轻让寸土”、拼死抵抗的陈铭枢，在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中与一再催促十九路军避让、妥协的蒋介石发生冲突。“不听话”的陈铭枢战后被解职。在赴欧洲考察的半年里，痛定思痛，认定蒋介石已成为抗日障碍。

1933年11月，回到祖国的陈铭枢与奉命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及李济深、黄琪翔等联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并主动向在福建一带活动的红军伸出“联合之手”。

遗憾的是，当时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领导人认定陈铭枢和十九路军不可靠，没有理睬福建方面的请求。

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仅存在了50多天，便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宣告失败。一贯“拥蒋”的陈铭枢，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在陈铭枢故居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于1989年春为纪念陈铭枢100周年诞辰题写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条幅。

提到“诤友”这一称号，熟悉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历史的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陈铭枢的两次“惊人之举”——

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期间，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会场上与毛泽东主席就“农民问题”相关政策发生激烈争执。不少与会者愤怒地站起来叫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气氛十分激烈。关键时刻，陈铭枢冷静地站起来，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当众询问：梁漱溟的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在毛泽东主席明确回答是“思想问题”后，疾风暴雨般的批判气氛顿时平静下来……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陈铭枢更是以超人胆识上书，率先提出破除个人崇拜、废除终身制主张。在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连当年在淞沪抗战、福建事变时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友，也纷纷站出来批判他的“罪行”。

然而，这个众人眼里“与党离心离德”的“右派”，却于1965年5月14日得悉我国成功进行第二次核试验时，在座谈会上主动发言庆贺，四段内容只讲了两段，便因过于激动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

一位“诤友”，用生命袒露了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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