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时代的“文化定力”

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急剧的新旧交替、中西杂糅、鱼龙混杂，也使我们的文化生活、精神走向、价值观念时而出现困扰与失范、歧义与冲撞，乃至忧虑与紧张，这很正常也属必然。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是个润物细无声的慢活，不可急躁。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稳健。

要做到登高望远、气度恢宏。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不少封建糟粕，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但也要看到，这种文化几千年来涵养着、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历久不衰，饱经忧患，深入人心。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这些精神都与现代性相通，也考验、培育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吸纳性与消化能力，应变性与抗逆能力，自省性与自我调整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珍视民族传统，同时勇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进行新的选择、整合与创造。

要有一种从容的心态与通透的历史观，成熟、科学地对待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钱锺书先生说：“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不同的角度、观点与渊源，不一定成为零和关系、对决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与人类已有的多方面文化智慧息息相通。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需要广泛开掘汲取消化民族的与世界的智慧成果，使我们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土壤更加宽阔丰饶，精神能量与文化根基更加深厚浩大，面对现实挑战更加应对有方、进退有据。

面对“盘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的思想文化格局，我们在传统与现代、大众与高端、民族与世界、教化与娱乐、主导与多样、经典与时尚、争鸣与共鸣、市场与理念的一系列关系上，要有更加全面与均衡的思路和工作。由现象而本质，由历史而现状，才会认识得更加长远与深刻。

我们关心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建设、文化形象与文化外交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同时也要更多关心文化精神、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这些才是文化的主导与内核。更加成熟地引领与服务文化生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精神的特点在于它的长期积淀、深入民心，不能急于求成。这方面，口号与宣示的作用有限，非理性情绪化也于事无补，生活化与实践性强的启迪与感召会更起作用。我们应该因势利导，提倡更深入通透的学习，倡导对精神高峰的攀登、服膺真理的至诚，提高整个民族的认识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避免浮躁、肤浅、极端。

我们所有兴衰成败的经验，物质与精神的积累，已然成为我们宝贵的“家底”与“功夫”，再加上日新月异的世界文明借鉴，我们完全可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能沉下心态，走准步点，自信从容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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