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之酒杯，严几道之块垒

严复，字几道，是二十世纪曙光初现前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眸子，在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惊天之作《天演论》的序言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但翻阅《天演论》我不免嘀咕，他遵循了自己的原则吗，还是对别人“信、达、雅”主义，对自己则自由主义，搞嘴上一套，笔下另一套呢？

《天演论》正文开篇第一句英文原话，稍有英文基础的人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两千年前，在凯撒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都处在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中。”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体现了科学工作者兼英国绅士的严谨，冷静与平和，片刻犹疑之后最终的肯定拿捏得十分得体，柔而有力，从容不迫。正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天演论》惊世骇俗的革命性巨大能量，来自强大的逻辑链条和理性论证。但是到了严复笔下，深水潜流的谦逊内敛变成了惊天骇浪般的激情澎湃。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除却文言文固有的格式韵律以及移译过程中可以理解的信息损耗与变形，以“信、达、雅”标准考量，偏差可不是一点点。

首先，严复一百八十度调转镜头，将赫胥黎自言自语的“我”变成了“他”，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看似轻巧，实则是比上房揭瓦还厉害的结构与语气的篡改。另外，严复直抒胸臆，锐不可当，为读者免费赠送了诸多额外信息。“独处一室”的“独处”、“背山而面野”的“背山”都是无中生有，而“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虽然属于合理想象，终究是夹带私货的主观臆造。“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俯仰天地，发思古之忧情，抑制不住的浪漫主义情怀充溢纸面。

“信”为基础，“信”之动摇，“达”与“雅”自然要打折扣。但问题是，接下来读，你不由得摇头摆尾起来，像是走在街上，广场舞小苹果的节奏扰乱了你的节奏，你心慌意乱，恨不能也脱掉西装舞一场。你被严复的译文风格彻底折服了。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我不认为严几道的“口是心非”难以理解。

“物竞天择，强者生存”。赫胥黎引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如电光石火震撼了严几道的灵魂，他认为找到了可令老大东方帝国焕发新生的灵丹妙药。他一把抓起赫胥黎之酒杯，猛浇心中之块垒。译到兴奋之处，有感而发，迫不及待，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一把撇开赫胥黎——这就是大段大段的“复案”——幸好还有提示，否则读者还真不清楚这到底是谁在说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相比，严几道最大的私货在于根本旨趣上的完全相反—— 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和谐”的英格兰，严复则梦想一个“强大”的中国， 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仁慈”的社会，严复则梦想一个“尚武”的社会有机体!严几道把一个“信”字丢到大西洋里去了。

依据严复自己的“信、达、雅”标准，以五分制评判，“信”最多3分，而“达”4分，“雅”则满分5分。

1897年l2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甫一问世，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惊叹“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称严复“为中国西学者也”。如果说赫胥黎的原著是火，那么严复的译作则是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最终在中国燃起了一场漫天大火。一时间仁人志士莫不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相号召，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西方现代思想也在国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举凡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一大批近现代学者，其治学、为文的底里率皆以进化论为旨归。

进化论鼓吹：人是由无机物演变而来，演变的根本法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既然是进化，生物就处在进化树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

如今反思进化论，其革命性不言而喻，而由进化论生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历史局限性同样也不言而喻，即便是当时进化论的鼓吹者不少后来也有深刻的反思。梁启超鼓吹“强者生存”的强权逻辑为天理，随着民国初年的野蛮化，梁启超后悔鼓吹进化论，认为强权逻辑是中国难以文明之根源。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优胜劣汰”的价值观由于过度关注结果，因而导致“金钱万能”的信念的盛行，道德滑坡。

严复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18年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予以激烈批评：“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胡适认为，达尔文进化论被列强误用了，本来“弱肉强食”是“禽兽之道，非人道也”。

凌琪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的译著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赫胥黎

（1825-1895年）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赫胥黎深为折服。次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开会时，他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出色的辩护。此后他写了许多科普文章，扩大了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与伦理学》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言阐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以生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的材料说明物质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生物是不断变化的，物竞天择是支配世界的法则。正文部分把进化论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论述伦理道德的演化，社会中的人和动物一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天演论》原名《演化论与伦理学》，是严复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的演讲与论文集，此书阐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该书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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