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足以让偶然和必然俏立枝头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擦肩而过，回眸而笑，甚至都知道今生将不再相遇了，但他们就此别过，各奔东西。这样的永别依然在我们身边时不时地发生。在这个妄人丛生的时局里，分别即如释重负，分别就是愉悦。而有些人，即便不常见面，却总有一些精神的丝缕牵扯着彼此，那往往是让我感怀于心、一如微醺的那种关切。高维生之于我，正是处于这样的相知。

恍记得在2002年前后，我居住在成都的东郊，足不出户，几乎是在孤立无援的景况下写作。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窗外的市声与互联网上的喧嚣颓然而小而远。高维生不断寄来新作，发来电子邮件，谈读书，谈散文现状，谈文坛的各色人等，由此也使我与作家张炜、王开林、张清华等人有了一定程度的联系。维生长我三岁，出生于吉林，他那种黑土地固有的热力与滋润，维系着我们日益深入的交往。2005年11月，当我们在苏东坡的故乡首次相聚时，好像已经是老相识了。我在宾馆大门口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有些发福，戴着近视眼镜，斜睨，扫视着周遭商业主义的滚滚热浪荡涤一湖宽阔的静水。

高维生的镜片波光粼粼。他说，散文就是浪吹皱水面，再从岸沿反弹回来，在消解自己痕迹时，留下了一池的碎银。他回到山东后，似乎又回到滨州那一望无垠的田畴阡陌里，并在一个棋局里静默下来，不声不响，朝向大海……

后来我读到他的文字描述。其实呢，我们分手后维生去乐山看望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子：“……那几天我和儿子几乎走遍了乐山的大街小巷。他上课，我趴在学校门前的护墙上，望着大渡河流走，渡船来往地接送客人，注视水中阳光投下的光斑，一上午，我没离开校门前。后来，我问儿子渡口的名字，他说：‘叫李家渡口。\’在李家渡口度过的上午，我想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文学的，更多的是生命和爱。短短的几天过去了，我走的那天，儿子没去上课，他坚持送我去车站。在候车室里，我们很少讲话，不愿触碰脆弱的心弦。我急切地等候上车，并不是怕误了开会，而是离开的一刻。透过薄薄的玻璃，我看到儿子1米90的身体，他已经是个高大的男人了，我却一天天老了。车子开动，我把头扭了过去，怕儿子看到脸上的泪水……”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情就沉下去了，就像阴沉木沉到水下。

散文家祝勇认为，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以此而观，维生的散文具有一种木质的纹理，既无须上漆，更不必“茄苳入石柳”的镶嵌工艺。而贯穿于他散文的大地思想，那来自土地深处的根须与岩石，构成了维生散文言路的骨架和柱础。

大言热衷于全力冒气。大言往往具有囊括时空的“大包围”策略。大言无能指。美即生活。诗人柯勒律治也说，好的散文是“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词”。多么安全的定义啊。高维生一声不吭，他退避三舍，用血、用眼泪、用夜行的篝火、用被足迹惊醒的人与事，在自己的木纹间以骨为钉，以头为锤，他在板上钉钉。透过

这部《纸上的声音》，维生的言路一如剖开的树干。那些流出的液体和萦萦四散的木香，文体回环，绵绵无尽。将个人的生活史悄然融入到对现实的丈量与标举当中。

我曾经与维生讨论过多次诸如思想蕴于事物、人文地理介入散文等等问题。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青峰书院采访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时他讲过的一席话。比尔·波特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空谷幽兰》《禅的行囊》等著作，正准备撰写《诗的行囊》一书。他对我说，他考察中国古代隐士尤其是唐朝诗人，他总是必须去探访传主生前某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在那个时空交汇点上去体味传主的心态。维生的行文策略可谓与之不谋而合。他用不断展开的地点为我们勾勒出自己记忆里的疼痛，用看得见的地点，成为那些飘摇于路口、码头、巷道间情愫的驿站。从他童年、少年至今，那些被他标举的地点构成了他的散文地图。《纸上的声音》是一本安静的书。一旦惊醒，就行厘定；一旦栖息，落纸为声。

历史不是宏大叙事。历史不是大言。值得警惕的是，远离大词写作的散文，同样不能堕入琐碎与事件的芥末。这一方面，我以为维生应该留心。就是说，该放弃的，就不要再用笔拾起。但我想，他来自知识的储备将不断对阅历予以查漏补缺，并将个人的散文经验与历史融合，如盐化于水，并萃升为一种世界观。即是说，散文不再是思想的飞地，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本营。

我们相信蚁阵的挺阔终将决堤。我们相信纸花无从生发生命的韵律。我们相信马丁·尼莫拉的预言。我们相信散文的声音。马拉美曾言“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但信仰足以让偶然和必然俏丽枝头。花开过，凋谢，还会盛放。

但毕竟，“一次属于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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