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意无尽 心期填海力移山 读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记父亲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出生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青年时代曾一代崇信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1917年至192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24年后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后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55年后,他遭到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梁漱溟一生重在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作者历时十年,搜集大量原始资料,将梁漱溟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如实、真切地表达出来。文中记录了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传主所经历年代的变故,从梁漱溟治学之历程到乡村之实践,从情感之所依到思想之嬗变,从怀抱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于重庆、延安等地,到为新中国建设直言不讳、殚精竭虑的一生,都如实、坦诚地记载下来。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前往延安。在延安共停留十六天。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共八次,第一次和末一次属礼节性,其余都是在三四小时以上,其中两次为通宵。毛泽东这天(梁漱溟初访延安)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毛泽东不久完卷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在陕北这块红色根据地,梁漱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对抗战重新拥有信心。他始终不忘1938年和毛泽东通宵辩论,告辞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

1951年3月晚7时,接梁漱溟的车抵毛泽东的住所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问他对国事有什么意见。他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笑着摆摆手说,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他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更好吗?”片刻之后又谈笑自若。梁漱溟谈起邓小平才干,举解决势力遍及全四川的黑社会组织袍哥为例,本来很复杂的事因为政治运用得当,竟无多大阻力便自行瓦解。“主席听着他的话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一位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人。他认为共产党为中国作了三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实现全国统一稳定。第二个贡献是为中国人引进了团体生活。第三个贡献是“透出了人心”。建国两年来无论对内对外,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搞得很好,特别是社会风气变好,多数人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比某些具体成绩更重要的。因为这证明路子对了。土地改革“意义甚深”。土改的影响最大是在政治上稳定政权,在军事上使人参军人多,在经济上便于组织合作,在文化上使教育容易发达。

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说:“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我对他的治学、为人,一直抱着爱慕的心情。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种学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我一生中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公开顶撞毛泽东,使梁漱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应周恩来的要求,梁漱溟在大会上即席发言。梁漱溟发言的重点是关于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他说道: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不免空虚。近几年工人生活提高而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都向城里跑,城里不能容赶他们回去。建国运动而忽略或遗漏了农民——他们是全国人民大部分——怕不相宜,希望政府注意。恰在前不久听旁人讲了农村干部强迫命令的一些情况和工人农民生活有如九天九地之差的说法,印象很深,通通组织到发言里去了......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的以至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这个雅量,可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东方圣哲梁漱溟》)毛泽东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是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30年后,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他肯定了是毛泽东的路线挽救了中国,并认为苏联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中国可以。

反对林彪的名字上宪法。那是1970年下半年,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军代表通知,全国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修改草案,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并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梁漱溟认为,宪法的产生,其重要之点是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宪法,这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至于谁当,“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他不知道为什么新宪法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梁漱溟这两条意见,当时语惊四座。

不“批孔”,但“批林”。在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的勇气与骨气,再一让一些人愤怒,一些人惊叹。他说道:“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梁漱溟的一生,与乡村建设难以分开,乡村建设不仅花费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时光,而且在理论上逐渐形成独到的体系,被海内外有识之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梁漱溟十年间的心思之用转到侧重于教育改造社会,于是教育对象转为重在成年人。这就是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他设想一种从农村做起来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一个全面社会改造,称之为“乡治”。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打并一起,所构成这力量。乡建运动要在农村从小范围开始培养起一个新环境,让西方之所长和中国固有文化不相悖地发生为一种新文化。几乎一切农村用得着的知识技能如会计、打井、植树都要学。当然,还有乡建理论和精神陶炼以及农村自卫也要学。

梁漱溟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相信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相信别的什么。因为是孔子使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了,这对文化和社会构造有极大影响。西方则否,他们是先重于宗教其后重于国家。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们生命运动的。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说,人一生有一个英雄期。我想这指的是一个人想问题最有创见、富于情感和毅力,做事情最能全力以赴的那段时间。这是从人发挥生命力的角度去说的,标准不在做事的成败。如果有读者问:梁先生最珍爱什么?回答是“人类和中国文化”。他的理想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三十年代自撰联语:“我生有涯意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中国文化很有欠缺,绝不是一切都好,但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理性早启,即人类最可珍惜的方面,在中国文化中最先得到开发。自与西方文化相遇,中国文化暴露出它的欠缺,于是中国误解又厌弃自己的文化。怎么办?文化的欠缺来自产生它的社会,既然如此,就改造社会。西方文化起于身体,他们身体的力量充裕,中国文化起于精神,身体极不好活动,中国文化在心里的活动程度极高,外面的活动不足。这种文化日久之后使身体衰败,身体衰败之后精神亦不能不衰败了。中国文化之创造至此完全灭绝。百年来一事一物摹仿西方,正是“自己完全空虚的症候”。他认为不应邯郸学步,盲目追求西洋道路,而应建构中国自己独具特色的道路。在梁漱溟看来,这条全新的中国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有中华文化全支撑。这为我们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梁漱溟的一生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与这时期间发生的大事都有关涉。他倾尽全力构造出的思想,生动而博杂,从立宪到民主,从崇佛到文化复兴、乡村立国,其对历史局势的基本关切和充满感性与理性的回答,甚至会与我们目前的忧虑和思考有联系。他还是一位稀有的实践者,毕生为自己的主张和准则不停地实践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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