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最好标本

28日，在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海内外的嘉宾共聚一堂，展开学术碰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

太阳神鸟兼具世界共同内核和中国独特的造型

昨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为记者从金沙太阳神鸟说起，讲述中国上古的太阳神鸟崇拜。

“从全国都出现太阳神鸟图案文物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史前时代，在长江的中游、下游和上游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文化传播带，就形成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正是以后我们统一国家，大一统形成的一个思想基础，大家都有共同的精神崇拜，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孙华指出，金沙神鸟金箔可能是附着在一件器具上的，可能是一个红色的漆器，是一个大型图片中心的组成部分。太阳神鸟图案所表现的思想观念，有古代世界共同的太阳崇拜的内核，又有古代中国独特的外形，“它的表现手法既给人向外辐射、旋转运动感，又给人对称、有节奏的韵律感。”正是因此太阳神鸟金箔的脱颖而出，被评定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孙华说，三星堆—金沙文化的人们崇拜的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神，其脸面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或被表达为完全圆形的抽象人面，还有双鸟托日形态的铜挂件，“可以推断凸目尖耳的铜面像就是太阳神像，人首鸟身的神像即太阳神。”他认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位于古史传说的古蜀国中心地区，其文化传统与东周时期的古蜀国一脉相承，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崇拜应该就是古蜀人和古蜀国的国家崇拜。“这种太阳崇拜的特色是将太阳与鸟结合起来，把太阳神的形象设想为人首鸟身，将这种至上神与祖先神联系起来，并将太阳神置于东、西两棵神树和十个太阳组成的宇宙背景之中。”

孙华表示，三星堆和金沙是两种文化，他们组成的古蜀文化延绵不绝。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群山环绕，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又通过几个缺口和外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的文化形成以后，尽管在不断地吸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是它的传承自己有一个体系，延绵不绝。它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最好的标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

太阳神鸟推动了中国文化工作的提升和发展

在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以《日乌图像的谱系》为题，以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为切入点，生动地梳理了关于太阳崇拜、日乌等文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仁湘感慨道，“金沙遗址的发现，让成都找到了城市文化定位；太阳神鸟的发现增添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活力。”

“一抬头，哪里都能看到金沙的符号，包括天府国际机场，都是得到了金沙的灵感。”王仁湘表示，金沙遗址出土的金沙太阳神鸟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无形中推动了全国文化工作提升和发展。对于这一推动力，如今也感受越来越明显。

随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的深入，以三星堆以及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古蜀文明的特质所在。”王仁湘认为，三星堆遗址大量金、铜、玉、石、骨牙类文物遗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考古发现大量形体高大、威严神圣、地域特色浓郁的精美文物，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古蜀族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日乌，在古代指太阳鸟，同时也代指太阳。如今所说的阳鸟，其实在古代指候鸟，如鸿雁等。在古代，便有很多诗人留下了关于日乌的诗句，如唐代方干《感时》中的“日乌往返无休息，朝阳出扶桑暮却回。”在昨日的发言中，王仁湘专门就日乌进行了学术讨论。他说，对于日乌的喜爱不仅表现在古代，如今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也是一种证明，“将太阳神鸟图作为标志，是非常得体、恰当的选择。它的结构、象征意义超越了所有竞争的图像。日乌在中国神话和艺术中飞过了6000多年的时光，是传扬古代宇宙观一个最生动的符号。”

而对于太阳崇拜的起源，王仁湘认为，“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都会产生太阳崇拜。这是一种能被理解、通行的天体崇拜，特别是农耕民族，对太阳的感知属于生命之源，对太阳心生敬畏源于自然，所以各民族都有。”在古代，很多民族将太阳和太阳鸟相等同，崇拜太阳就是崇拜太阳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

金沙遗址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很好例证

“今年，恰好是中国考古学百年，金沙作为中国考古学百年百项重要发现之一，其发现及研究成就是中国考古学重建古蜀历史、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很好例证。”昨日，在“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召开学术会议与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同步进行，紧密互动，这在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上并不多见。

“会议围绕古蜀文明，围绕金沙与三星堆的重大发现展开的探索，进入了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提出的新的认识都是真知灼见，开拓了探索古蜀文明的新的研究路径与思路。会上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认知，再加上三星堆新的6个坑的全面清理和文物的全面提取，标志着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朱乃诚说，现在可以明确，研究三星堆遗址、研究三星堆文化、研究三星堆文明的一些问题，需要从金沙遗址、金沙文明、金沙文化角度进行探索，才能够得到圆满解答，研究金沙遗址，研究金沙文明、金沙文化，自然也需要结合三星堆的角度，才能得到深入。

下午，结束了“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们来到了广汉三星堆，先后前往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大棚、三星堆博物馆修复馆以及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参观。

走出考古“方舱”，朱乃诚用“非常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此次新发现的6个坑，出土器物的数量和种类非常丰富，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此前的不足。“对于三星堆人来讲，他们最好的东西是那些最精致的玉器，而这些最精致的玉器不超过10件，那是整个成都平原地区夏商周这一阶段最好的玉器。这些玉器都在金沙祭祀区出土，它可能不是在金沙制作的，也不是三星堆制作的，而是以前王室传下来的传世至宝。三星堆人并没有把最好的玉器埋在三星堆，而是把它们带到了金沙。这说明金沙祭祀区的档次很高，十分重要。”朱乃诚特别提到，“祭祀”的范围很宽泛，可以是王室为了某一目的而举行的祭祀活动，也可能是为了“转移文明”将一些不再需要的东西掩埋。金沙祭祀区与三星堆祭祀坑可能是由不同的目的而形成的两种情景不同的古蜀王室文化遗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

玉琮见证金沙与良渚文明交流与交融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两句诗词，完美地展现了金沙与良渚之间的地理位置和时间序列的关系。跨越时空，金沙与良渚，产生着奇妙的文化交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以《他们原来是良渚地信仰》为题，讲述了玉琮如何见证三星堆金沙与良渚的文明交流与交融。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出土过玉琮这样一种源自于良渚的独特玉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是金沙遗址的重要发现。不久前，在三星堆3号坑最新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件刻有两棵神树纹的玉琮，这是古蜀与良渚之间文化交流的又一实证。神树，是三星堆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形象，代表着沟通人和神，体现三星堆古蜀先民的宇宙观。玉琮，良渚先民创造的独特玉器，这样复杂的几何体，也体现着良渚先民的宇宙观。在方向明看来，三星堆神树的器物和形象，为寻找良渚“神树”提供了重要参考。“良渚一定有神树。”方向明说，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到玉器的组合，都透露出良渚“神树”的痕迹。

“良渚文化与金沙文化相隔了1000年，看它们之间的联系要把空间放大一些，时间拉长一些。牙璋的所有种类在金沙和三星堆都有出土。在说明两者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说你传给我，或者我传给你。要从大的时空框架来理解。”方向明表示，良渚文化玉琮的影响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良渚文化靠玉、礼器来实现社会运转。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牙璋有相当数量，出土在重要场合。这说明古蜀王国认可了良渚文化的器物，并全盘接受了这些文化。方向明认为，至少从上古时期开始，整个中华大地，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的信仰体系，观念价值。“在中华古代文明版图上，不同地区的先民们其实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但也许是通过不同的载体来体现。”方向明说。

本报记者 王嘉 段祯 实习记者 卢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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