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成都三千年

唐寅《王蜀宫伎图》

陈洪绶《杨升庵簪花图》（局部）

“弋射收获”画像砖拓片，展示了汉代成都平原美丽的田园风光

传为黄筌《芳淑春禽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金沙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

3000年来，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成都，有关文字的文献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数不胜数。然而，从造型艺术的绘画来看，成都的各个历史时期，在画家的笔下，包括人物、山水、花鸟，又呈现出什么面貌？具有什么显著的特点？这历来是一个空白。由于宋代（包括宋代）之前纸质绘画作品罕见，本文介绍的绘画作品包括针刻画、镶嵌画、画像砖、画像石、漆（木板）画等门类。

先秦

最早的针刻画

金沙的王者之气

同全国一样，先秦时期（公元221年前）成都的绘画作品非常罕见，迄今发现最多的是在蜀国早期王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和青铜器上的针刻画，它们分别是金王冠带上“鱼鸟图”、金鸟首鱼纹带的“鸟首鱼身图”（两幅）以及青铜带柄领璧形器上的“三鸟绕日图”等，它们可以说是成都最早的花鸟画作品，其中以金王冠带上“鱼鸟图”最为引人注目。

针刻画，也称为锥刻画，或以为用高硬度的刻刀所锲刻而成，完全以线条勾勒表现事物和人、兽。“鱼鸟图”刻于厚度仅0.02厘米的金王冠带表面，它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形图案。一条鱼、一只鸟被利箭穿过，箭杆横穿鸟颈，箭头深深插在鱼头之中。每组之间又有圆日图像相衔接，线条流畅，图像奇异，寓意丰富，显示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刻画技巧，堪称古蜀“图语”的绝唱。

金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划工艺。迄今为止，这种人鸟射鱼纹组合图案仅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金杖和成都金沙遗址的金冠带上，集中体现了王者之气。这件王冠带是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齐名的国宝级文物。

另外，金沙遗址还出土有玉璋人物画《肩扛象牙跪坐人物图》，历史学家段渝认为，它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象。这些针刻（部分錾刻）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的奴隶，因为进入商、西周奴隶社会以后，从事美术专工的画工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出现的。

东汉

最早的现实生活画

市井的烟火气

《汉书·食货志》记载，公元9年，大汉王朝将首都长安之外的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五大重要城市列为“五都”，成都平原文明，从古蜀时代的迁徙不定，进入稳定发展的成都时代。城市的积累和建设，从先秦就开始了，到了汉代，成都位列“五都”，第一次进入了全国“一线城市”。

成都不仅人口众多，商业繁华，而且在农业、制造业、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全国领先，自秦于公元前316年攻占巴蜀后，蜀地发生了划时代变化。至两汉，蜀地已被称为天府之国，“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加之文化方面“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是当时四川甚至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枯燥的史书文字相比，近百年来，成都及其周边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更生动鲜活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座新的“一线城市”如何崛起。这些在近百年来成都出土的众多东汉画像砖石上的画像上得到了充分表现，如生产劳作、车马出行、建筑艺术、社会风俗、社会活动等，画像内容可以说是当时成都的百科全书。下面仅以两幅最有代表性的画像砖为例进行介绍。

弋射收获画像砖，1975年出土于成都金牛区曾家包汉墓，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画面分“弋射图”和“收获图”上下两层，再现了汉代成都农村收获季节的繁忙景象。它可以说是一幅山水画，树木、莲蓬、游鱼、水鸟……两棵树树干笔直壮大和枝繁叶茂，与树下张弓欲射的两人相互映衬，水乳交融。在造型的比例上，鱼儿与人差不多大小，鱼的肥美显示出丰收的气氛，美丽的田园风光展示了汉代成都平原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画像石，出土于成都羊子山（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一号墓，现藏重庆博物院，是早年中国国家文物局调拨到重庆的。这是一组大型画像石，分为“宴舞百戏图”和“车马出行图”两个部分，由8块石头组成，全长1130.3厘米，宽45厘米，上有车12辆，人物117个，马56匹，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画像构图严谨，疏密有度，错落有致，动感强烈，反映了汉代官吏出行时的威仪和宴客时有乐舞百戏助兴的热闹场景。

两汉

最早的漆艺图

宫廷的贵族气

除了画像砖石，反映两汉成都生活场景的、最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还有漆器上的漆画。遗憾的是，这些漆画完全出土于外地，如朝鲜乐浪郡、安徽马鞍山等，它们是通过贸易或交换或缴获而去。之所以说它们是成都制作的，是因为漆器中的一部分上有“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蜀郡西工”等铭文。这批漆画大约有100余件，是中国发现的同一时代最精美的漆画作品，题材众多，但主要以描绘贵族生活为主。

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大将朱然墓的漆画《贵族生活图》，绘于一漆盘内底，描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宴宾图”“出游图”“驯鹰图”“对弈图”“梳妆图”五小图。图中12人，分上、中、下3层。描绘了贵族宴饮、出游、娱乐、梳妆情景，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此漆画被誉为三国时期漆器彩画的代表作品。漆盘现藏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物馆，为镇馆之宝，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中国国宝之一。该墓还出土一件宫闱宴乐图漆案，上绘55个形象不同的人物，场面浩大，人物众多，气势磅礴，表情动作生动，如此宏大宫闱生活场面的漆画是战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此外，其他描述贵族生活的漆画还有20世纪朝鲜乐浪郡出土的《观舞图》、漆绘人物彩箧等。

隋唐 两宋

最早的写意画

安定与舒适

两晋南北朝时期，成都与巴蜀地区一样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入唐之后，除了少数战乱之外，如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入侵成都，整体上成都是全国最安定富庶的地区之一，“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到了盛唐时期“扬一益二”，成都堪称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五代两宋，成都仍是当时全国的一个重要经济财政区域，“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隋唐两宋，舒适生活是成都的主基调。这个情况从下面两幅作品可以略窥一斑。

一幅是传为黄筌画派创始人、五代成都人黄筌所绘的《芳淑春禽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画画面是一处水边春景。近处是绿草野花的斜坡，两株古柳婀娜多姿。柳叶深处两只黄鹂翠鸣其间，水上一对野鸭自由戏水，远处一线山岚，缥缈迷离，春意朦胧……许多学者认为，此画充分体现出黄筌作为花鸟名家又兼擅山水，常在丘壑、意境和笔墨上进入较深层的境界，是远在他的另一幅名画《写生珍禽图》之上的精品。黄筌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成都，这幅画应该是他留下的描绘当时成都风光的作品，体现了五代时期成都安逸舒适的生活。黄筌画派被称为“黄家富贵”，其风格特点有三：一是设色明丽的工笔表现，二是富贵意绪的题材特征，三是宫廷之尊的雍穆作风。其画派画风也成为当时成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折射、写照。今天，位于成都支矶石街的成都画院门前还塑有黄筌的雕塑。

另一幅画是《王蜀宫伎图》。此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上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但此画作者不是蜀人，而是江南苏州人唐寅（1470年—1523年）。绘画上，唐寅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大才子唐寅一生中从未来过成都，却根据文献传说绘出此图，说明五代蜀地的舒适生活早已名声远播。此画是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于1937年购得，后捐献国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清

最早的名人画

不屈与乡愁

由于战争内乱等原因，四川在元明时期几近荒芜，也无什么绘画作品，清初则是一片萧条，随着“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成都社会经济重获大发展。这一时期，四川本土的、能代表成都人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不多。“不入蜀也知画意浓”，这一情况在两个外省人绘制的名人图画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杨升庵簪花图》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该画的主角是成都新都人杨慎（号升庵）。他是明代三大才子，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因“大礼议”被贬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流放三十多年，直至去世都未被赦免，但杨慎并未屈服，一生博学多闻，著作达四百余种。该画画面上杨慎胡粉涂面、发结簪花、请伎捧觞、招摇过市，画家以此怪诞行为，将杨慎倔强不羁的风骨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图作者陈洪绶（1599年—1652年）是明末清初书画家，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后，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鬻画为生。他从没来过成都，但因同情并仰慕杨升庵而作此图。

《费氏先茔图》是石涛于1702年为成都新都费密所绘的一幅图，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描绘的是新繁县（今成都新都新繁镇）的城墙与城内的建筑，外有迂回的河流，隆起的费密先人茔墓的青碑掩映于城外茂密的树林。费密（1625年—1701年）是清代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和思想家，新繁人，清初蜀中三杰之一。石涛（1641年—约1718年）是明末清初大画家，名言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此画是石涛应费密而请所绘，见证了两人的友情。当时，两人均居住于江苏扬州，是好友。此图是在费密去世之后，石涛遵守与费密生前的承诺而画下的。费密自30岁离开故乡成都，直至病逝，始终未能重返故乡。

与无数描写成都的文字不同，虽然这些描绘3000年成都的绘画作品非常稀少，甚至一部分还是从没来过蜀地的外省画家所绘，但它们却是成都3000年历史最形象、最立体、最直观的浓缩展现，弥足珍贵。

（唐林/文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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