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虫志异》里的济南斗蟋

济南人对蟋蟀的关注很早,晋代崔豹《古今注》“蟋蟀”条下,还曾专门指出:“济南人谓之懒妇”,显然来自“促织鸣,懒妇惊”的民间俗语。

济南人斗蟋蟀约略起始于清光绪后期,应当是在京津两地的影响下渐次展开的。斗蟋蟀成为社会活动,当与济南1904年的开埠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济南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外来人口多来自官、商,以及乡间。及至济南自主开埠,加之胶济铁路也于同年全线贯通,济南历史上又有大清河航运连接京杭大运河,遂使济南成为北方地区的商业重镇,外来人口激增,文化形态也逐步多元化。

就目前所见,文献中提及济南斗蟋习俗和人物,都不出光绪一朝。晚清,京城拙园老人著《虫鱼雅集》,为光绪甲辰(公历1904年),是年恰为济南开埠之元年。书中“秋虫总论”一节曾提及:“北地山虫,以易州、涞水地道为最,颜色既润,皮肉亦细；山东虫首推济南、肥城等处地产者为佳,颇有大分量者……”此书排印于1904年,书中知识显然早于此年,可知济南开埠前,京城玩家对济南地产蟋蟀已有了解,是否此时济南已有玩家?前辈玩家皆未述及,难以追寻。地方文献中提及玩蟋蟀较早的人物是光绪年间的电报生唐峄山,1925年济南书肆出版的《秋虫志异》提及此人于光绪年间得一“长须黄眼”,勇健无敌。

《秋虫志异》是第一部以济南蟋蟀为主体的蟋蟀谱,但作者却是仪征人曹家骏。曹家骏迷上斗蟋之戏还是少年时在杭州读书时的事,成年后游幕山东,大半生是在山东度过的。曹家骏虽是济南较早的蟋蟀玩家之一,但显然并不是他将玩虫习俗带入济南的,这通过《秋虫志异》中有关“铁弹子”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出来:“前清光绪年间购自甸柳庄,形如枣核,牙复窄短,周身黑暗无光,意颇轻之。及合对,二十余次不着力即胜,识者谓铁弹子云。”可知在曹家骏眼中,有比他见识更广的玩家在。亦可知济南的斗蟋风气不是他带动的,要更早一些。

《秋虫志异》书中,提到的济南早期玩家有周聚五、唐峄山、李崑生、莫耀青、王鼎甫、王虎臣、陈叔为等人。

济南早期斗蟋活动的史料很少,《秋虫志异》无疑是最重要的著述,因篇幅不大,当日与“小天氏”《促织经注释》合为一秩出版。小天氏《促织经》实则就是金文锦《四生谱》之《促织经》,系乾隆时期的蟋蟀经谱,此谱流传较广,并非罕见版本,唯注释部分系曹家骏所为,反映着济南地区玩家的一些认识。此书由济南商务印书馆刊行,但流传至今者却很罕见。多年前济南藏书家、印人,冶山冯卫东先生藏有一部,仅书尾残数页,蒙冶山兄以复印件见贻。事也凑巧,济南著名蛩家柏良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秋战韬略》,我曾转赠王世襄先生,是书第八章“经海拾贝”有关近代著述中提及《秋虫志异》,王世襄先生还曾来函索观,然柏良先生所持并非全秩,系早年于其师刘冠三处抄录过此书之“答客问”部分及少数内容,仅得数纸,但这一部分恰为冶山藏本所失,两者相合,乃得全秩。数年后,我以王世襄先生纂辑之《蟋蟀谱集成》为底本,补入曹家骏所作两篇,整理编著了《蟋蟀古谱评注》。惜乎王世襄先生已然归隐道山数年矣。

非得冶山先生藏书之功,济南早期的斗蟋情况则难以追寻,冶山兄长于博物学,于本地植物类见识广博,近年则沉迷治砚铭,并不玩蟋蟀,但于地方文史,用功极大,得藏此书而为公用,功莫大焉。

书中涉及人物,冶山兄曾询及济南故老徐经泉先生,徐先生知道周聚五周五爷,其他人物亦不识得。如今徐老先生也已仙逝多年。书中提及的莫耀青可能是上述人物中年龄较小的,但也比柏良先生的老师刘冠三年长一些,系广西人士,客居济南,以律师执业,柏良先生对其情况多有了解。以后还当叙及。

山东各地以蟋蟀而传名者,可能德州地区较济南为早,但是出名出在产虫上,在晚清,当地是否有玩家不详。北京玩家恩溥臣曾有稿本《斗蟋随笔》,所录第一条虫即是德州乐陵虫,于隆福寺蟋蟀市场收得,事在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历1895年,为甲午海战之次年。

旧时交通不便,津浦铁路通车是在1912年,此前人们往还,尚需乘坐畜力车,乃至挑担步行。德州距京津较近,京津玩家率先发现德州蟋蟀善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今日产虫重镇宁阳地区的蟋蟀被认知,要晚于济南,光绪版《宁阳县志》设有“盛产”条目,其下“虫类”条并没有著录蟋蟀,可知至少在光绪一朝,蟋蟀还没有成为“商品虫”得到当地人重视。宁阳虫被认识还要等到津浦铁路的通车才得到一个大的机缘,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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