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安徽合肥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像许多天才大师一样,他性格特殊,桀骜不驯,留下许多趣话。
贬损沈从文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并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在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大骂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11月23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诬蔑学生捣乱,请军警镇压,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时值蒋介石路经安庆,蒋对此十分恼怒,招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这次见面自然很不愉快,“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蒋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据说,见到蒋介石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却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恼怒。还有一种说法,说蒋曾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致电蒋梦麟、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迫不得已,最后同意保释,但要求刘文典即日离开安大。刘文典被关押7天后,于12月5日获释。此事曾轰动一时,刘文典也因敢于直接顶撞蒋而一时名声大噪,为世人所景仰。
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这幅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事后,刘文典在北京遇到“少年同门,中年同事”的鲁迅。谈及此事,鲁迅十分感慨,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上,文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并注释道:刘文典,1928年11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12月获释。
呼吁研究日本
刘文典的硬骨头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申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日本国民书》,想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要译到深更半夜。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只好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感动得“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学问精深,但长得却其貌不扬,当年的学生对此曾作了生动的记录:“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赢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教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请他出来任伪职,遭到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解聘事件始末
作为一位知名教授,刘文典却曾有一段被清华大学解聘的经历,看似不可思议,实则事出有因。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月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摧毁,不得不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后来竟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人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7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5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教师不足了。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学校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发送聘书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
解聘后,他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特邀代表。1958年,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据《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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