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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是谁为了何种原因决定杀

来源:新晨报 2015-05-14 09:32   https://www.yybnet.net/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是谁,为了何种原因,决定杀掉当时世界最具名望的政治家?曼彻斯特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受肯尼迪夫人的委托,多方走访查证和收集关键证人的第一手资料,耗时多年写成本书,可谓是研究肯尼迪之死的扛鼎之作。此书自美国首版后,尘封近半世纪,2014年9月国内首次引进,以纪念肯尼迪逝世50周年。

前言

1964年2月5日,杰奎琳·肯尼迪夫人请我写本书,记述1963年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便是此书的由来。撰写本书之前,肯尼迪夫人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问:“你会写下包括‘谁早饭吃了什么\’在内的所有事实,还是会把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也罗列在书里?”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置身事外,书中必定会涉及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很好。”她肯定道。于是我便开始思索各种证据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其实,我发现肯尼迪家族对出书记录总统被暗杀的事情并不热衷。这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治愈心灵的创伤。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葬礼后不久,各路作家便开始纷纷向外界寻求帮助,准备记述总统之死一事。显然,不管肯尼迪家族是否愿意,各种书籍还是会面世出版。有鉴于此,杰奎琳·肯尼迪决定找一位作家,能够全面而准确地记述总统之死的前前后后。一开始,我并不在与她接触的作者之中(那时我住在德国的鲁尔区,写一本与德国历史有关的书)。在那之前,我甚至从未见过她。不过她丈夫对她说起过我,她也在杂志上读过我在她丈夫去世前一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她丈夫的人物简介。此外罗伯特·肯尼迪也很清楚我和他哥哥的交情。肯尼迪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协商后同意了肯尼迪夫人的意见。针对即将面世的各种不同版本、谬误颇多的这类书籍,他们认为应该让某位总统认识的作家出本书来以正视听,认为应该趁当事人还能记得具体情形的时候,赶紧收集资料写出这本书。于是便有了之后对我的邀请。

顺便提一下我在写作过程中用到的方法。鉴于整个事件错综复杂,我在调查阶段会见了可能帮助我了解真相的所有人。我重走了肯尼迪总统走过的最后一次旅途:从安德鲁斯机场到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凯利机场、休斯顿、卡斯韦尔空军基地、沃斯堡、爱田机场、迪利广场、帕克兰医院,再回到爱田机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沿着救护车路线前往贝塞达海军医院,接着再去白宫、国会圆形大厅、圣马太大教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我重走了总统车队走过的每一条路线,寻找见证车队经过的每一个目击者。在达拉斯,我还从爱田机场一路走到跨线桥,寻找着狙击手可能藏身的任何一个地方。本书描写的每一处场景,我全都到现场实地勘查过,包括白宫的各个房间、希克里山、布鲁克斯医学中心、休斯顿和沃斯堡的酒店总统套房、休斯顿大剧院、沃斯堡停车场和舞厅、佩因家的车库和卧室、杀手奥斯瓦尔德的住处、帕克兰医院的重症医疗区和一般病症医疗区、贝塞达海军医院十七楼的包房和地下室太平间、华盛顿各条马路上人行道及圣马太大教堂的长凳。

调查总是要和思考相关联,收集再多信息,也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真相。但所有走访都是必要的,我必须全心投入,掌握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过渡到下一个关键步骤:比较所有证人的陈述。幸运的是,这起事件的每一幕都有几个人看见或听见。就连两人之间的电话通话也有见证者——通常情况下,技术人员会监控这些线路,有时电话两头还会有监听者。通过对人们的回忆进行评估,并凭借我本人的见闻以及所掌握的资料加以甄别,我有信心把案发前后的情况重现出来。

美国人民尚未从1963 年11月下旬的悲剧中恢复过来,我无法假装冷漠,但会尽量保持客观,同时我的调查也不会作为最后的结论。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历史学者来说,我的调查只是他们收集信息的其中一个来源。但经历过这个事件的美国人很有必要读读这部断代史,肯尼迪总统肯定希望他们知道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所在。所有我接触过的人几乎都赞同我这个看法,我应该向这些人致以敬意,他们跟我一起回顾了一生中最黑暗的那几个小时。我接触的人中,只有杀手的妻子对于希望跟她合作的请求置若罔闻,所有的谈话都很不容易,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有时,我不得不一再打扰同一个人。很多被访者在1963年11月25日的国葬之后,就把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扔进了记忆的角落。除了调查委员会的询问,只有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们才会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回忆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种折磨,令人痛苦不堪。林登·约翰逊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5月和1965年4月两次同意接见我,为我回忆事件的经过。最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我告诉总统他是关键证人,希望他能帮上忙。他认可了我的看法。最终,我们用笔录问题和答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

死亡之旅

尽管性情和作风明显不同,但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对政治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1963年那个平静的秋天,一桩党内事件迫使正副总统长途跋涉,从华盛顿赶往一千英里以外的德克萨斯州腹地。他们不能不 去,德州的民主党就快因为内斗而四分五裂了,州长约翰·康纳利和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针锋相对、互不相让。1960年,肯尼迪—约翰逊团队在德克萨斯州的总统竞选中只获得了46233张选票,侥幸击败了对手。如果州长和参议员不马上和解,明年秋天想要竞选连任就前景堪忧了。没有哪个政党在损失25张选举人票的情况下还能胜出,因此肯尼迪和约翰逊打算双双南下,为两人进行调解。他们此行必须取得成效,让康纳利和亚伯勒达成表面上的和解,在德克萨斯五大城市的巡回演讲中共同出现在总统与副总统身边。

很久以后,约翰逊才谨慎地提起,他和总统曾就“德克萨斯州的政治状况”展开过一些讨论。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尽管肯尼迪很喜欢参加竞选活动,但这次德州之行的时机却并不理想。首先总统对是否需要出面心存疑虑。德克萨斯州毕竟是副总统的家乡,1960年肯尼迪总统只在那做过一场成功的竞选演说。肯尼迪从政客的角度冷静地评估了这次危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德克萨斯一趟。只是这个决定他做得很不情愿。在他看来,这种小争端约翰逊自己就能解决,这趟旅程对他看似是个额外的负担。

如何让一个大权在握的总统明白,他的副总统实际上在家乡并无多大影响力呢?的确没法解释,总统不但不会理解,反而会质疑你在找托词。约翰逊一向擅于解决各种问题,但眼前的问题对他来说却是真正棘手的挑战。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他公众人物的身份而引起的。和肯尼迪一样,他以特立独行的形象亮相于全国的政治舞台,约翰逊深谙选举之道,毫不掩饰自己对用教条主义解决复杂难题的人缺乏同情心的一面。约翰逊喜欢中庸之道,这条道路是他在选举中屡战屡胜的秘诀。但不偏不倚的立场却让他在民主党委员会付出了代价:因为奉行中立路线,所以民主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会对他表忠,他被两个派别都当作是外人。

约翰逊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三年前,民主党击败了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卡伯特·洛奇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初出茅庐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肯尼迪一步登天当上了总统,而位高权重的参议院多 数党领 袖约翰逊却只能当副总统——勉强算是进步,但绝对算不上升职,人们对他担任的这一职位向来知之甚少。从第一任总统就职以来的174年中,美国人对这个总统的备胎毫无兴趣。没有人不明白全民票选出来的第二显赫的职位只是个虚职,但只有身在其位的人才知道这个职位到底有多无聊。美国第32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把副总统一职称为“痰盂”。一位智者曾这样写道:“出任副总统并不犯罪,但却是种耻辱,一种类似于写匿名信的耻辱。”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约翰逊发现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他在政治上根基尚浅,毫无号召力,某些议员的影响力都比他大。议员们在各自的选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实权,而副总统却只能上行下效,跟在总统后面亦步亦趋。效忠总统是副总统的天职,他只要能帮衬好总统,不给总统添乱就大功告成。一贯“血气方刚”的约翰逊在当上副总统之后反而有些“萎靡不振”了。并非只有约翰逊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历任副总统都有同感,他的36位前任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告诉他,失去自己的地盘就会带来麻烦。肯尼迪不切实际地期望副总统能插手国会山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做联络工作。肯尼迪希望自己的副总统仍能表现得像个多数党领袖一样,但那完全行不通,约翰逊无法起到多数党领袖的作用。

记者们很清楚所谓约翰逊“升任”副总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肯尼迪政府的副总统和其历届前任一样没有地位。从总统位于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快步走到副总统位于街对面行政办公大楼274号房间的办公室,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距离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媒体关注着第一家庭的一举一动,对副总统的家庭却毫不关心。约翰逊夫人从没见过机尾代号是26000、被特工们称为“空军一号”的波音707专机的内部结构;约翰逊的公务飞机被记者们称为“空军二号”,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样一架专机。副总统对政府的任何一架飞机都没有支配权,整支飞行队都归总统所调遣,代号为26000 的“空军一号”是这支队伍的龙头,机尾号分别为86970、86971和86972的波音707专机在总统认为需要时分担各自的任务。如果约翰逊因为公事需要用到飞机的话,必须由总统的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进行指派,但有时候他的用机申请会遭到拒绝。

当然,约翰逊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正如他常说的一句德州俗谚“放下身段”一样,他很愿意为肯尼迪打下手。约翰逊敬佩总统,为了讨得肯尼迪的欢心,在与总统助理协商 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或发表任何意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除非总统特别要求,否则他会避免就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留给他做的事情少之又少,除了主持参议院会议以外他根本无事可做 ,在副总统职位上度过了消沉的三年后,他的活力似乎已被耗尽了。出发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这次行程做好准备,他对这次重返家乡的和解之行显然兴趣不大,他从中既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会损失多少利益。如果说总统对这次出行勉为其难,那么副总统也同样是意兴阑珊。

哀悼

1963年11月24日是总统的遗体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白宫送往国会山的圆形大厅进行第一次正式悼念仪式的日子。除了星期五傍晚空军一号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舷梯上以外,肯尼迪夫人还没在公众面前露过面。这将是她在总统被暗杀之后第一次正式的露面,她将和两个孩子并肩站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11月24日也是连续两天哀悼日的第一天,民众将把去世的总统作为民族英雄进行哀悼。这一切都在前一天的晚上就能预测到。而这一天终将是非同寻常的一天:肯尼迪夫人那个著名的手势,失去了总统的国民组成涌向华盛顿的人潮,人类电视史上第一次元首葬礼的电视直播,都将出现在这一天。

24 日上午的弥撒结束以后,杰奎琳·肯尼迪和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直接去了二楼的总统套房。保姆莫德·肖小姐刚刚给两个孩子穿上浅蓝色外套和红色系鞋带的鞋子——肯尼迪夫妇前往德克萨斯的时候,他们的衣服也是这么搭配的——在给卡洛琳戴黑色头箍的时候,杰奎琳拿着纸笔过来了,她对女儿说:“你必须写封信给爸爸,告诉他你有多么爱他。”小约翰还没法写字,杰奎琳就让他认真地在纸上画上各种符号,她告诉小约翰,这是向爸爸传递的信息。卡洛琳拿着蓝色的圆珠笔,开始写起信来。她在信中写道,他们都很想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爸爸。接着卡洛琳又握住弟弟的手,帮着他上上下下地画起了各种符号。小约翰画的符号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但坐在看护椅子上的杰奎琳知道他已经尽了全力。

这时肯尼迪夫人有了三个信封,她自己和两个孩子的,但这些信似乎还不够。在帕克兰医院时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套在总统手上那一刻的冲动突然间变得更强烈了,她沉迷于带上一些拥有夫妇俩共同回忆的物件的念头之中。她突然想起总统最喜欢自己送他的那两件礼物了。杰奎琳婚前的零用钱很少,婚礼时她送了肯尼迪一个简朴的公文包。一年以后,她在纽约奢侈品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一对漂亮的镶金袖扣,这对袖扣价格不菲——标价800美元,但这时她已经有资格这么挥霍了。这是她送给肯尼迪第一件昂贵的礼物。这对袖扣买得正合适,肯尼迪只要有可能,都会把它们钉在袖子上,颇为自豪地展示给大家看。

第二件礼物源起于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在白宫的第二年,杰奎琳在报纸上看到有个手工艺者雕了一个总统的雕像,报道中还提到这个人的本行是贝雕制作——在贝壳上雕刻各种图案。她告诉警卫克林特·希尔,如果能有个刻有总统印章的贝雕那就太好了。克林特找到了这个人,结果相当理想。手工艺者找到一颗死去雄鲸鱼的牙齿,用了180个小时,以19世纪早期的华丽样式在上面刻了个总统印章。1962年圣诞节那天,杰奎琳把贝雕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了肯尼迪总统。圣诞节早晨她只觉得这是件“小礼物”而已,但肯尼迪总统对此却极为感动,把贝雕放在书桌右手边的抽屉里妥帖地收了起来。因为知道贝雕对总统的意义所在,因此从贝塞达海军医院一回来,她便让总统秘书伊芙琳·林肯取来了贝雕。

12点34分,杰奎琳·肯尼迪带着信、袖扣和贝雕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下楼到了东大厅。罗伯特已经把肯尼迪夫人希望打开棺材见总统最后一面的事告诉了戈弗雷·麦克休准将,戈弗雷在门口迎接他们二人。戈弗雷把棺材盖上覆盖的国旗向后折叠,然后打开棺材盖上的插销,他命令索特尔中尉带着仪仗队的人离开东大厅。肯尼迪夫人小声对罗伯特说:“不用让他们离开这个房间,不然杰克就——” 她搜寻着合适的字眼——“就太孤独了,只需让他们到角落里背向这边就行 。”肯尼迪总统的夫人和弟弟一起跪在打开的棺材旁边。这是在帕克兰医院之后肯尼迪夫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不是杰克,这不是杰克”,她的脑子里反复闪现着这样的念头。她把三封信、贝雕和袖扣小心翼翼地放进棺材里。

程序都已经安排好了。萨姆·伯德中尉和他的抬棺队已经把棺材抬进了门厅,白宫外草坪上的一支乐队已经奏起了《与主同住》。小约翰看着抬棺材的士兵问:“妈咪,他们在干什么啊?”他母亲回答道:“他们正要送你爸爸出去。” 小约翰又问:“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奇怪——走得都这么慢呢?” 杰奎琳告诉他:“因为他们都很伤心。”萨姆中尉把视线转到一边。杰奎琳一手揽着一个孩子出现在白宫北门廊上。总统的一双儿女本不用以这种方式亮相,他们本可以乘车离开南草坪,途径宪政大道抵达国会山,但这两天的哀悼在杰奎琳的生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她决定一家人要在白宫给丈夫送行。这短暂的一刻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肯尼迪夫人通过这一刻的现身使全国电视观众意识到了损失的严重程度。

穿着蓝色军服戴着雪白手套的仪仗队员立定在总统家人两侧。眼神蒙眬、戴着黑色头带的卡洛琳把头枕在母亲瘦弱的手臂上。小约翰在母亲怀里蠕动着,把握紧的小拳头伸在背后,试图要摆脱母亲的怀抱。他的这个动作使人想起肯尼迪说话时就会不断挥动的右手,让人感到扎心的疼。不过很少有人看到他的动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在肯尼迪夫人身上。此时她正默默地站在北门廊的挂灯下,等待着行进队伍的到来,她把视线投在灵车和引导灵车的六匹马身上。她的眼皮发肿,神色憔悴,在那一刻她的悲伤深刻地烙刻在了全国电视观众心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在由一所新英格兰大学所做的调查中,调查者们发现,“观众们都沉浸在肯尼迪夫人的行为举止上不能自拔”。

这是她在整个葬礼中的第一次亮相,同时也是她从达拉斯回来以后第一次见到阳光,但她并没有眨眼。她坚定不移地站在门廊上,等待着出发的信号。她眉毛下垂,嘴唇紧抿,显出一副悲伤的神态。她的身后紧跟着和以往一样警惕的罗伯特·肯尼迪。电视台的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纹丝不动的肯尼迪夫人。人们不再读报或是和朋友交谈,几乎全美国的人都把视线定格在电视屏幕中的肯尼迪夫人身上。据称美国至少有95%的人口在肯尼迪总统的葬礼期间看过电视或听过收音机。除了美国以外,欧洲和亚洲能收到中继转播的地区也在关注着肯尼迪总统的葬礼,甚至连苏联也宣布要转播葬礼。

在国会山圆形大厅,肯尼迪夫人面对着罗伯特·肯尼迪轻声问:“我能和他告别吗?”罗伯特点了下头。肯尼迪夫人拉上卡洛琳的手,她稍微觉得有点尴尬,但不想让仪式就这样结束。她对卡洛琳轻声说:“我们去和爸爸说再见,去和爸爸吻别,告诉爸爸我们是多么地爱他,告诉爸爸我们会永远想念他。”母女二人向前移动了几步。肯尼迪夫人的步态非常优雅,卡洛琳看着母亲,努力和母亲保持一致。杰奎琳·肯尼迪跪下了,卡洛琳也跟着跪下了。“听着,只要亲一下就好。”肯尼迪夫人轻声说。她们闭上眼睛,把嘴唇抵在覆盖棺材的国旗上面。为了离爸爸更近一点,卡洛琳把戴着手套的小手伸到国旗下面。这一刻全国的民众不知不觉中都弯下了膝盖。圆形大厅里参加仪式的人以及全国的电视观众之前也许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但在看到卡洛琳这个动作的时候却再也控制不了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受到了触动。最高法院道格拉斯大法官感到头晕目眩,无法平稳站立。总统军事顾问克利夫顿将军被自己的眼泪蒙住了眼睛,他擦干泪水,看着绳圈对面站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看到他们个个站得笔直,表情严峻,双颊上泪水直流。

手仍旧抓着卡洛琳的肯尼迪夫人慢慢起身,不失庄严地朝门口走了过去,其他人都跌跌撞撞地跟在了后面。下午2点19分,肯尼迪夫人乘车离开国会山,六分钟后,一直进行跟踪报道的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麦基证实,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李·奥斯瓦尔德已经死了。这时杰奎琳·肯尼迪才知道奥斯瓦尔德受到了枪击,而她觉得凶手的死只是“又多了件令人难过的事情”。

节选自《总统之死》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梅静  陈杰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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