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勤报国洁己爱民 ——看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如何做官

王渔洋(1634—1711)作为清初“文坛领袖”,以诗名世,著述丰厚,独创诗论“神韵说”,被誉为“一代正宗”,由于其一直高踞于“文学圣坛”之上,一度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其实,当你“走近”王渔洋,就会发现,王渔洋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学者,还是一位严格秉承“忠勤报国,洁己爱民”家族传统的好官,有“一代廉吏”之誉。

王渔洋纪念馆

[一]

王渔洋先后经历顺治、康熙两朝,自26岁授扬州推官,曾执掌司法、钱粮等要职,累官至刑部尚书。为官45年,无论在哪个职位上,王渔洋始终是坚持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洁己爱民原则。

顺治十七年(1660),王渔洋任扬州推官。在他到扬州之前,每年四月前后琼花盛开时,扬州府的官员都要办琼花观迎春会。扬州知府以及同知等政府官员参加,官员乘轿,仪仗由妓女骑马引导,兴师动众,招摇过市。会事办完后,还要设宴,官员们大吃大喝,妓女唱歌侑酒。办理这种会事自然铺张浪费,花费民脂民膏。同时,办理此事的官员借机捞取好处,以肥私囊。王渔洋到扬州第二年,就建议取消会事,以节约物力、杜绝私弊。扬州知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取消了这项活动,此举深获扬州士人和百姓称赞。

康熙八年(1669),王渔洋以礼部主事身份被外派到清江浦督理造船事务。清江浦在淮阳县北一里,为水陆要道,为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的驻扎之地,故盛极一时,但同时也存在官商勾结、同共渔利等积弊,导致疏于管理,造船不堪风浪。王渔洋到任后,“言于总漕帅颜保,尽革之。”同时,揭露了木材商人汤甲以行贿为手段操纵各级官员的罪状,对其进行了惩处。经过整饬后的清江浦面貌焕然一新,“凡发银皆足秤足色,毫无扣除。旗丁感悦,船悉修艌坚固,可涉风涛,漕运颇赖以济。而公终任,不名一钱。”

身为法曹,王渔洋深知“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他始终谨记母亲孙夫人“人命关天,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的教诲,断案特别谨慎,坚持宽政慎刑,于秋审、朝审格外精心,每每会审,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职尽责,从不随声附和,不仅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力从宽大,解救了不少无辜的人。《居易录》记载,经他据理力争,得以改变原判、公正处理的大案,就有“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等数十起。”

“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是王渔洋的为官之道,也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康熙皇帝召见王渔洋等大臣,问及山东水灾情形,王渔洋没有报喜不报忧,而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山东水灾的真实情况:“今年之灾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过十余州县,今年则六郡无不被水,加以丹灾,视去年不啻数倍。今旧谷已尽,新谷绝望,民间所苦在于无米。”康熙立即命令户部尚书速发通州仓米前往赈济。”王渔洋恪尽职守、“为民请命”之举,保全了无数百姓。

从政40余年,“勤”字贯穿了王渔洋仕宦生涯始终。

王渔洋勤政,自其仕宦生涯之初,即任扬州推官时便有所体现。推官是清初在各府设置的执掌刑狱的官职,因是负责一府的刑狱之事,公务相当繁忙,况且扬州时为南北咽喉,舟车毕集,事务尤为繁剧,这对年轻的王渔洋是个不小的考验。面对繁剧事务,王渔洋如何处理?其诗友冒襄对此有记载:“公左右载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作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齚指,推为神异。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从冒襄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繁忙的工作面前,王渔洋应对自如,表现得游刃有余。仅扬州五年,王渔洋就“完钦部件八十有三”。江南总督郞廷佐、巡抚张尚贤评价王渔洋:“品端才敏,奉职最勤。”

[二]

从担任推官开始,到官至刑部尚书结束,王渔洋以司法官员入仕,又以司法官员终仕,掌管刑罚多年,但始终清正廉洁,严格自律,被誉为“一代廉吏”。

清正廉洁的本色,自王渔洋初入仕途时便已展露。扬州历来是江东的繁华富庶之地,从公元八世纪起就有“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之称,自唐代以后就成为江南商业和文化中心,到清代康乾盛世,扬州已成为全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王渔洋作为刑狱之官,掌生杀大权,只要稍微“变通”一下,“富裕”起来很容易,但他却从不徇私舞弊,始终保持清廉自守,卸任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王渔洋赋诗一首:“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四年只饮邢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扬州五年,王渔洋清正廉洁,秉公执法,颇有政声,离开扬州后,当地百姓兴建“三贤祠”,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做官的欧阳修、苏轼一起塑像进行纪念。

康熙三十一年(1692),王渔洋任户部右侍郎,职责之一是掌管制造铜钱的宝泉局,督理钱法。宝泉局自明代就有陋弊,每一批新铸钱币发行前,必先向各部呈送“样钱”,由此往往演变成借机贿赂上司。多数官员认为这是正常的收入,不算贪污。一些不在呈送样钱范围的官员,也巧施计谋或利用各种关系索要。王渔洋上任后,坚决革除了这一陋习惯例。他任职期间,未接收过一文“样钱”,也未派任何人到钱局索要过“样钱”。“虽日在钱谷簿书中,不啻空山雨雪,烧品字柴,说无生话时”,始终坚守着廉洁自律的道德底线。

王渔洋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的家书《手镜》中。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王渔洋三子王启汸上任唐山县令。当时的唐山土瘠民贫,百废待兴。对于儿子由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渔洋的心情委实难安。七个月后的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65岁的王渔洋于京邸书写《手镜》一册交给儿子。

《手镜》由50条为政箴言组成,共计3000余字,内容涉及立身、处世、行政、司法等诸多方面,林林总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位正直的官员和一位严格而又慈祥的父亲对即将赴任的爱子的谆谆嘱托。特别是在做官方面,王渔洋对儿子提出了很多要求,如“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跟须正,持门第不得。”他告诫儿子,绝不能以出身高官望族傲慢待人；还提醒儿子:“春秋课农,须身亲劝谕鼓舞之。尤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同时,不忘叮嘱儿子履职大事:“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民害”“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不能因是官家籴买就压价,损害百姓利益、以权谋私,“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不恃智术驾驭”“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同时,对儿子生活起居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如“每日坐堂须早,早起用粥及姜汤御寒气。午堂亦须饭,然后出,惟不可多用酒,酒后比粮审刑,尤断断不可,慎之慎之!”可以想见,身为“官二代”的王启汸,对这本堪称“人生指南”的家书必会十分珍视并严格恪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手镜》第二十条,王渔洋对“清慎勤”作了详尽解释:“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没有收受贪赃枉法的钱财,就是清；做事小心谨慎,不敢任性而为,就是慎；早起劳作,入夜反省,做事不拖拉不懈怠不玩忽职守,就是勤。“清慎勤”,既是王渔洋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也是他毕生努力实践的为官准则,而且,“清慎勤“三字作为官箴,于今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纵观王渔洋的一生,他以官德立声,以文章立名,主盟诗坛,著述等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他为官清廉,位高名显,也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可谓“诗增政声,政促诗誉”,因此,他被后人誉为“有清一代集诗人、学者、名臣于一身的文化伟人”,是一个“有道德,有文章,又有事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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