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暮年,他不辞艰辛镇守边陲,以衰颓之躯保障了边地安宁。为百姓疾苦,他呈递言辞激烈的奏疏,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帝王。 房守士:暮年守关　为民请愿

房守士雕塑鲍青摄房氏族谱鲍青摄■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崔志华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六月,边塞重镇大同的郊外,草木葱茏,暑风阵阵,骄阳刺得人睁不开眼。巍峨的大同城墙下,将士们鱼贯而出,一阵排开。他们衣着鲜亮,枪戟森仗,密如蛛网。摆出如此隆重的阵势,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任巡抚。

慢慢的,远处一队人马的身影由小变大,渐渐清晰。一位满头华发的老者,精神矍铄,目光炯炯,他就是新任大同巡抚房守士。在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位30多岁的男子。

边塞苦寒孤寂,时常有烽火之险。任劳任怨的房守士,很快靠智慧和努力稳定了局面。四年后,65岁的他因遭谗言而告老还乡。又过两年,那位叫孙承宗的男子考中殿试榜眼。多年以后,孙承宗构筑关宁防线,有效遏制了后金的进攻。当别人恭维他时,他往往谦逊地表示:“吾从予师房中丞。”这“房中丞”,即是房守士。而在为房守士撰写的墓志铭里,孙承宗也为自己署上了“门人”的称呼。

“先人房守士病故后,孙承宗就为他写了墓志铭。后来史可法为房守士写了传记,这些都收录在家谱里。”房氏后人房辉说。

少年磨难,拒贪腐基层除弊

房守士能适应艰苦的边塞生活,对他来说,这只是少年生活的再度体验而已。

房守士是初唐名臣房玄龄的后裔。据《房氏族谱》记载:“房氏自拓跋时居济南,左迁者甚众……彦谦玄龄父子一支,中丞公(房守士)时居齐河……至今(指明朝万历年间)二百余年,子孙日繁……”

房守士出身于乡间大户,家境富裕,生活优渥。其祖父虽无功名,却乐善好施,是受百姓爱戴的有德乡绅。某年当地大旱,田间禾苗焦枯,百姓饥肠辘辘。祖父一边将从前的债券当众焚毁,一边从他乡借粟贷米周济百姓。百姓念念不忘他的恩德,每逢房家有喜事,“里人犹诵义不止”,以为是上天赐福于积善之家。

但是到了房守士这一代,家道还是不可逆转地中落了。更糟糕的是,父亲在房守士4岁时病故,只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少年失怙的房守士,尝尽了人世艰难和苦涩,淬炼出坚韧的品性和不屈的意志。母亲为他吃的苦,房守士铭记在心。所以只有母亲先吃饭,房守士才会跟着吃饭,从不敢怠慢忘记。

到了弱冠年纪,房守士因才学出众而补博士弟子员。自此他更加刻苦,读书“不辍寒暑”。后来的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蜚声于科场。

但在房守士的内心,却并不喜欢做无病呻吟的八股文章。“章句小楷”难以释放自己的锦绣襟怀。他以匡济时弊为期许,喜欢阅读历代史书,于兴亡故事中探寻成败的真理。他还涉及黄石、孙武、吴起诸人的兵书战策,爱好摆弄战争游戏,对领军作战、攻城陷阵兴趣盎然。

因为内心不喜八股,房守士的科途走得并不顺畅。到了万历五年,36岁的房守士才中乡试举人,四年后中二甲进士。

房守士的仕途首站,是户部陕西清吏司主事,负责管理石桥仓事务。当时户部仓务因疏于监管,仓储官员监守自盗,贪污仓粮往往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每次户部派往稽查的官员,也对这种现状见怪不怪。所谓稽查,也就是走个过场,捞点油水罢了。

房守士却和这种“潜规则”较真了。桌案上装着贿银的包裹,被他轻轻推倒掉地,露出了白灿灿的“肚皮”,一旁仓吏的脸色,也如银子一般煞白。斥责了行贿者、拒绝了“潜规则”,房守士开始严稽查、清数额,对过去历任仓官的挪借进行追偿,并弹劾有过者。仓吏们惊讶于新任主事的老练泼辣,胆寒之余闻风敛迹,不敢再生营私舞弊之举。当这里风清气正后,户部又令他整顿天津仓积弊。房守士随即出禁令、厘弊窦、治贪吏、严制度,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基层事务锻炼,让房守士积攒了丰富的施政技能。“房守士在仕途之初,就展现出不随流俗的操守和丰富多变的手段,他不仅是位循吏,还是一位能吏。”齐河县文联副主席赵方新说。

积弊丛生的天津仓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让户部官员对房守士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中年人擅长处理棘手事务,是可以攻坚克难的力量。

没想到这个判断,竟然贯穿房守士的整个仕途生涯。

善治地方,平兵变悄然无声

在户部兢兢业业工作数年后,房守士外放到承天府任知府。承天府不同于普通的州府,它原为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市),是嘉靖帝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帝继位后,为父亲的名号和大臣展开了持久的“大礼议”之争。争论中,故乡安陆州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皇帝将安陆州升为承天府,并给予其多项特权。仗着皇帝的恩宠,当地皇亲贵族的宦官杂役狐假虎威,有时光天化日之下即巧取豪夺,甚至仗势杀人。而历任地方官惧怕他们的权势,害怕引火烧身,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敢深究过问。

离开京城的路上,房守士看着道旁景色由暗转明,心中对未来也是希冀向往。可是到了承天府境内,常见道旁有百姓啼哭,房守士心内好奇,下车询问,百姓却都不敢言。到任后,又看到承天府人心惶惶,胥吏懈怠,有案情而不敢抓,便暗暗猜中了几分。日后再有王府杂役闹事,房守士一概缉拿,并不惧威胁严加惩办。宦吏们一时噤若寒蝉,连路上遇到房守士都要绕道走。

房守士接着对以前的积案重新审理,有罪者处置,无罪者开释。当地有一恶棍,为谋吞独占家产,通过行贿官府,诬陷自己的侄子。前任知府已将其侄羁押牢中,未及审理而调走。房守士觉得此案有蹊跷,升堂重新审理,进而查知实情,将陷害者和受贿者都绳之以法。百姓闻讯感动,呼其为“房青天”。

当时承天府遭受洪灾,满目疮痍,百姓离散。房守士身披单衣,乘船考察灾情,尽心安置百姓。他还请求上级官府,免去百姓徭役,抚恤受灾百姓,百姓感叹“不得于岁而得于君”。

等到水灾退去,房守士在当地挖沟渠、修水利、课农桑,帮助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待到社会安定,他又捐俸兴建学校,号召百姓之子读书求学。

万历十五年,正当房守士在承天府“百计抚循,常如不及”时,临近的郧阳(现湖北十堰)爆发兵变。兵变因参将公署改建书院而引发,军士常年累积的不满随即爆发。他们毁掉书院,抢掠城市,又勒索赏银四千二百两,湖北震动。湖广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立即将郧阳知府免职,调房守士前往处理兵变事宜。承天府的百姓听说房知府要走,攀辕遮道,跪地不起,嚎啕大哭。房守士看着哭至失声的百姓,只能善言劝慰,自己也禁不住泪水翻涌。

房守士带着不舍和遗憾离开了承天府。他单车便服长驱郧阳,当地还不知道新任知府已来到。他暗中调查事情原委,等哗变者知晓其身份时,他已有了解决兵变的计策。他先向闹事兵弁晓以利害,尽力满足士卒的合理要求,接着将带头抢掠者斩首示众。这场兵变很快平息,房守士“定郧乱易于反掌”的胆识和素养,令当地巡抚刮目相看。

平定兵变的第二年,朝廷就升他为榆林兵备。榆林在陕西最北部,是明朝拱卫西北边陲的军事要地。但当时天下承平,榆林的军备也废弛很久。朝廷派来的历任兵备,要么筑墙固守,要么克扣士兵军饷,当地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而当时蒙古小股骑兵,经常穿过东道、神木、榆林三处关口,侵扰内地百姓。榆林军卒只能躲在城墙后,看着蒙古骑兵劫掠而归。

房守士要改变这种“战不能战,守不可守”的局面。他向士兵宣扬“以战守为要”的理念,激励他们浴血奋战保卫家园。为了稳定军心,他施展雷霆手段,惩治了侵吞军饷的蠹虫,保证每次军饷都足额发放。接着他督促士兵勤加训练,时常检阅训练成果。他还加紧制造器械,积极储备物资,等待机会出战。

机会终于到了。房守士亲率所部精兵,主动出击皋兰山下敌军堡垒。他初发少数精兵,借以麻痹敌人。敌军果然以明军人少而轻敌,早已布置好的后援部队迅即赶来。蒙古骑兵只得丢下辎重望风而逃。

朝廷闻讯后,赐金晋爵,升任房守士为陕西按察使,后又升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又转升大同巡抚。此时的房守士,已是61岁的花甲老人了。

暮年守边,孙承宗随其赴任

大同巡抚的任命诏书下达后,房守士并没有沉浸在升官的兴奋中,反而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整个人都显得忧心忡忡。对于宦海浮沉二十余年的他来说,功名利禄早已看得淡了,“池鱼思故渊”的心愿倒是日甚一日。何况他心中还暗暗生疑:自己年逾花甲,精力不逮,能否挑起守边重担?

房守士盯着案几上摆放的任命书,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默念完。诏书念完了,决心也就下好了。

房守士从诏书的寥寥数语中,品出了不一样的滋味。此刻朝廷边疆的形势,的确如他所担忧的,犹如一团乱麻,微妙而复杂。先是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再次动员14万军队入侵朝鲜。明朝为了帮助朝鲜抵御日本,征召全国各地军队赴朝参战,其中就有大同的精锐边军七千人。精壮力量被抽调后,大同边防捉襟见肘,正需能臣前往镇守。蒙古部落“见其(大同)土地凋敝,兵储空虚”,已经有了蠢蠢欲动的迹象。防范北邻蒙古的虎视眈眈,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

但朝廷内部的复杂形势,让大同巡抚人选迟迟难以出炉。朝廷党派林立,朋党争斗严重。而内阁首辅赵志皋又久病不出,日常政务由次辅沈一贯主持。沈一贯是权力欲极强的大臣,他意欲打破结党倾轧的习气,借此笼络自己的力量,对各派举荐的人选都不满意。最后他冥思苦想,才确定了房守士这个各方都能接受、带兵治民经验丰富的救时人选。经过沈一贯的大力举荐,明神宗自然同意了他的意见。

阁臣举荐、皇帝信赖,房守士万难推辞。“房守士也是那种认定了目标,就一定去实现的人。所以他决定去大同后,纵有千难万险,也将一往无前。”房辉说。

但是在动身之前,房守士还要征询一个人的去留意见。此人在房守士家中担任西宾(家庭教师)多年,负责教授他的两个孩子读书。房守士对这个人的才能非常赏识,认定他以后必有大成,所以特意训诫儿子说:“此吾师也,尔善事之。”

房守士把这个叫孙承宗的人叫到身旁,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赴大同。

孙承宗此时的处境也颇为尴尬。他已经35岁了,虽然考取了举人功名,但两度参加会试,都遗憾地名落孙山。他寄宿在房守士家中,也是为了一边糊口养家,一边准备再次赴考。他深知这位花甲老人真心赏识自己,时常与自己讨论军务政事,对自己的意见非常看重。而当自己因屡次落第、意志消沉时,房守士也用他年轻时的经历勉励自己重新振作。若是房守士赴任大同,自己留在此处,也失去了所有的庇护和寄托。

“那就跟着东翁(房守士)去吧。”大同边塞的生活,也许别有一番滋味。

朝廷忧心大同局势,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十天之后,房守士和孙承宗轻车简从出发了,到了大同城下,见到了列队欢迎的将士们。

画战守策,休兵而边疆安宁

大同属边疆战略要地,蒙古与明朝常在此展开厮杀,所以这一带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自然和社会条件都很恶劣。房守士到任后,根据大同现状,分析整体局势,“画战守之策”,上备边十计,条条都深得万历帝赞赏。他考察大同地形,熟知当地实况,不断充实自己的战略规划。在如今的大同悬空寺栈道上,还留存有房守士考察边地时,题刻的“公输天巧”四个大字。考察完地形后,房守士建议于大同主城外,再修筑北关城、灵邱等堡垒,以互为呼应,成犄角之势。经过他的苦心擘画,塞外的蒙古不敢窥伺大同,紧张的边疆形势转危为安。朝廷任命房守士为兵部右侍郎,继续镇守大同。

房守士的“战守之策”,获得了同时代和后世的称赞和褒奖。辞官在家的内阁大学士王家屏,听说房守士镇守大同的功绩后,特意作了《贺房备吾中丞》(房守士号备吾)寄送于房守士。内阁首辅王锡爵也修《与房备吾中丞书》,与房守士讨论北边军情,对他的战守策略大加褒奖。房守士去世多年后,史可法还称赞他“当公之任大同,敌不敢犯。然公亦未尝遣一将用一兵也”。其中关键、成功的密钥在于,房守士能“因材而用之,相时而处之”。“相机而动,因材而用,无疑需要具备极高的战略智慧。《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房守士守护大同,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成绩,正是他战略智慧的表现。”赵方新说。

在房守士护边之时,孙承宗也在认真地观摩着“东翁”的一举一动。他要汲取房守士的守边智慧,融会贯通化为己用。据《高阳孙文正公年谱》记载,在大同的岁月,是孙承宗军事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期,他“时登恒山,涉桑乾河,仗剑游塞下,从飞狐拒马直走白登,又从纥干青波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扼塞”。一番漫游之后,孙承宗“晓畅敌情,通知边事本末”。后来孙承宗于辽东构筑关宁防线,离不开他在大同时对边务的深厚积累。

为民请命,刚直奏疏惹祸端

正当房守士在边疆励精图治时,一场由皇帝引发的政治风波,让房守士萌发了退隐的去意。

到了万历中后期,朝廷财政出现严重的困难,乃至两宫三殿的维修经费、边疆的饷银都凑不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明神宗提出开征矿税,并派出矿监税使。对于富裕之地来说,开征这种商业税,原本无可厚非。但对于苦寒的边疆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房守士为此上奏多次,但都未得到回音。

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突然患病,他召沈一贯单独入宫,对他说:“自今开始,矿税……俱止勿行,所遣内监,俱令回京。”但是到了第二天,神宗病情转危为安,马上下令收回诏书,矿税停而复征。

身在大同的房守士听闻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立刻提笔写了一份《请蠲矿税子粒名马疏》,为大同叫屈鸣不平。他在奏疏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神宗反复无常的危害:“闻矿税停止而天下欣欣然,如顿解倒悬；忽闻开采仍行而天下岌岌乎,如复蹈水火。”他接着指出大同形势更为严峻:“大同其景象其时势,更有不可言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者。”他愤慨于大同“孤悬绝塞,满目黄沙,竟杂然并征矿税、子粒、名马三种赋税”的现实,强调百姓已经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矿税报罢之命下,百姓欢声动地；次日矿使又至,人忿恨不平欲食其肉”。经过细致入微的分析,阐明征税之大弊后,他为民请命:“大同屡岁不登,民不自保,至于野无爨烟。而矿税、子粒、名马仍行,我独忧之。一镇不堪复征,天变人穷可虑,特请旨蠲除。”

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帝王和宦官,其迸发的浩然正气令人起敬。孙承宗读完这篇奏疏后,亦热血沸腾,对暮年的房守士钦佩不已。但奏疏呈递朝廷后,依然是石沉大海并无任何回音。但奏疏慷慨激昂的批评,已让皇帝对他心生嫌隙,而宦官对他的不满则与日俱增。当权宦官不断对房守士造谣中伤,65岁的他渐感有心无力、身心俱疲,于是多次上书“乞骸骨”。他一月之内竟然一连5次疏请,最终得到批准归里。孙承宗在房守士离任后,也离开大同返回家中,苦心攻读,两年后高中榜眼。房守士听说后,很为他高兴,勉励他“匡世者才,坚才者守,不廉者不才”,希望他为官为民,留取芳名。

回乡之后,房守士在教授子弟之余,喜欢与乡间百姓闲谈,从不以自己曾位居高官自荣。后来万历帝因边事吃紧,想再度起用房守士,可他却于万历三十三年病故于家。万历帝“痛悼如有所失”,赐祭葬,并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门人孙承宗亲自为他作墓志铭。在史可法为他所作传记中,概括房守士的一生:“所至好为经久计,膺大任。节俭如平民,故屡奏成效,而独以忠贞契枫宸(帝王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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