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书院缘何申遗成功

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新时报记者 徐敏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良渚古城遗址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有力地将中国的文明推到了5000年前。

就在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同时，这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还有另一则国人并不太关注的消息——韩国申请的9座儒家书院皆以“杰出的普世价值”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9座书院包括：庆尚北道的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安东屏山书院、庆州玉山书院，庆尚南道的达成道东书院、咸阳蓝溪书院、全罗南道的长城笔岩书院、全罗北道的井邑武城书院及忠清南道的论山遁岩书院。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认为，书院主要的功能是在大自然互动的情况下学会尊重，刚好这9座皆坐落在依山傍水之处，可以从中得知有珍惜自然、修身养性的涵义。此外，这9座儒家书院正好是韩国理学文化传承至今的一大证据，能展现理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所以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的必要条件。

与良渚的新闻相比，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反映比较冷淡。而对于一直研究中国书院、一直致力于激活传统书院、或者一直在民间从事书院教育的人来说，这一消息实在令人沮丧。书院文化起源于中国，韩国书院的出现比中国晚几百年，却抢先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中国书院起源于唐代。隋朝时，图书事业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大规模，唐王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隋朝政府的藏书，此外还从民间搜集、收购图书，并命人整理、校勘、写录、收藏。开元初年，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图书的活动，并设专门的部门来完成这项工作，即乾元书院，后来又名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所以，中国最早的书院集贤书院，是开元年间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出现的一种以图书搜集、校理与收藏为主要职责的机构。除了官方所设书院之外，唐代还有一些私人所建的书院。这些私人所建的书院大多数建于安史之乱以后，多数是个人隐居读书的所在，有的已经有了讲学、授徒的活动。后一种书院的出现表明，具备学校性质、属于教育机构的书院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了。

宋代的私人书院有了极大的发展。宋初著名的书院，多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宋初统一海内，民生安定，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正需要大批治国人才，但当时朝廷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兴学设教，大力发展教育。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一大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兴盛起来，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赞助。

元朝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官办的具有教育职能的书院。清代书院的数量比明朝还有所增加，但是大多数由“私学”转为“官学”，与官办学校差不多。清朝末年，朝廷诏令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社会上涌现出的各类书院，大多是国学培育、书画交流之所。

与中国相比，韩国的书院出现晚了数百年，并且本身就是从中国移植而去。韩国书院出现于14世纪晚期，崇尚儒家思想的民间教育机构，主导推广性理学，用于表彰儒家学者，也是地方仕绅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并发挥教育下一代的功能。18世纪巅峰时期，最多曾有700座新儒家书院。此次入遗的书院建于16-17世纪，在朝鲜王朝后期统治者为推动改革，下令废除所有的书院，但还是有几间漏网之鱼，留传至今，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实际上，韩国在2015年就曾申请让书院入遗，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驳回，给出了“退回重报”的意见，理由是韩国儒家书院与中国、日本的儒家书院相比，无法彰显独特性。失败一次后韩国人并不气馁，最终成功将其特色书院推向世界舞台。

在有些网友忙着讥讽韩国“抢劫”中国文化遗产的同时，或许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反思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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