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天下第一桥》：甘肃话剧迎来新希望

《天下第一桥》剧照。 图片由甘肃省话剧院提供

原创话剧《天下第一桥》“一炮而红”。

公演不到10场，便产生了超乎想象的震动和影响，被视为再现甘肃话剧辉煌的希望。就在几天前，这部以甘肃本土文化为精髓创作的大戏入选了全国优秀剧目。

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好戏刚开始。

可遇不可求的好戏

冥冥之中，55岁的朱衡终于等来了那个他一直等待的“人”。

这个“人”就是彭英甲。五幕原创话剧《天下第一桥》中的一号人物。

“很亢奋。”朱衡说这是他第一次读完剧本之后的感觉。现在是甘肃省话剧院院长的朱衡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在其几十年的话剧演出生涯中塑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舞台形象。不过，这一次能在《天下第一桥》中饰演兰州人都知道的那个“一手经理，以竟全功”的修铁桥的兰州道台彭英甲，朱衡觉得是命运对他的眷顾。

“从13岁学艺到今天42年的时间里，我遇到了一生中很难遇到的好角色。”

从接下角色的那一刻起，朱衡就觉得挑战开始了。他明白要把这个形象“立”在舞台上，自己非得扒三层皮不可。即便如此，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对他而言，这个角色太具诱惑力了。“（彭英甲）是个典型的戏剧人物，历史事件和极具戏剧冲突的情节，让这个人乃至整个戏充满了戏剧张力，在他身上有极大的创作空间。”

《天下第一桥》首场公演至今，朱衡已经听到了无数的赞誉之声，都说他生动地再现了在国运衰败、列强横行、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封建王朝行将灭亡的年代，为保清王朝南北通途、安定西北，承受来自各方巨大压力却义无反顾地成功修建黄河铁桥的那个彭英甲。编剧李维平尤其对朱衡在第四场戏中一个环节的处理感到满意。“在那场戏中，当彭英甲抱着为铁桥而身亡的女儿彩云的尸体时，他（朱衡）的表演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压抑的由缓到急的抽搐，这样的处理恰到好处，贴合人物当时的心境。”

《天下第一桥》是甘肃省话剧院成立60周年来第一部投资300万元的大型制作。“300万是我们四处借来的。”朱衡说。他们似乎在“赌”，但因为看好《天下第一桥》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戏”，他们才有了借这么一大笔钱拍戏的底气。

寄托着情感的创作

在省话剧院院子里长大的李维平写《天下第一桥》的灵感是被人“点醒”的。

“偶然的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庞波提到了黄河铁桥，说它就在我们眼前，却没人‘看见\’。”现为甘肃省国家保密局局长的李维平说，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他，他随即就说了一句“我来试试。”

写这个剧本，李维平觉得自己没有背负太大的负担，毕竟自己的角色是“业余的”，写作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关注甘肃本土文化上引个头而已。

几年前，在一次干部学习班上，李维平向“老师”赵启正提了一个和黄河铁桥有关的问题。“请问您参观了黄河铁桥没有？有什么感想？觉得修建于百年前的铁桥体现了怎样的精神？”

“坚韧、不怕吃苦的硬骨头精神。”李维平满意于“老师”赵启正的回答，而在之后着手写《天下第一桥》时进行的资料查阅过程中，他在历史资料之中又验证到了这个答案。“据史料记载，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时，从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运送到甘肃的大量军粮、军需物资以及兵员都要在兰州西关桥门集结，当时他也想在这里的黄河上修一座桥，但由于德国人开价过高等原因而扼腕放弃。1906年甘肃洋务总局彭英甲等与德国泰来洋行的喀佑斯等签订了黄河铁桥包修合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甘肃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修建这样一座桥，受到了各方的反对，但升允、彭英甲等人仍然继续坚定地修建铁桥。因此，黄河铁桥筹备当中的艰难，修桥过程中的艰辛，不仅反映了甘肃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也反映了甘肃的开放精神。”

《天下第一桥》是李维平的第一部正儿八经的作品，但对于话剧乃至剧本写作，他说自己并不陌生。

李维平的父亲是甘肃省话剧院的老一辈演员，一生参演了不少话剧剧目，其中就包括上世纪50年代那一部从北京打响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从搬着板凳去看话剧，到翻阅并熟稔父亲书柜里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查理三世》，李维平说自己对话剧有着不同常人的感情，无不和这种从小就开始的熏陶有关。从父亲身上，李维平间接地感知了甘肃话剧曾经的辉煌，也从近年来的现实中直面了“低谷”中的甘肃话剧，而这一切在他的心中叠加为一种复杂情感，让他对话剧始终有一种被牵绊着的情愫。

彭英甲并非李维平《天下第一桥》中的“主角”，升允才是。而彭英甲只是一个“为知己者陕甘总督升允而死的人物”。彭英甲与升允角色位置的置换是来自后来的再创作。无论彭英甲和升允谁是戏中的主角，李维平说他们都是值得书写一笔的晚清王朝官员中的“正面形象”。只是让他略感遗憾的是，在最后的成戏中，升允被改编成了带着些负面形象的角色。

“不过，在我即将于下月出版的15万字的小说《天下第一桥》中，升允得以恢复‘原貌\’。”陕甘总督升允有着让李维平钦佩的地方。“升允陕甘总督的官职被贬之后辗转到了天津，后来日本人曾多次动员他去满洲国任职都被他回绝了，这个不做‘汉奸\’的晚清封疆大吏最后很有气节地死去了。”

从八幕到最后的五幕，李维平的《天下第一桥》中杨麻子、刘永起等这些在修铁桥中真实存在的小人物，也都在再次创作中被合并或删除了。

“杨麻子是我查阅修铁桥的历史资料中，印象深刻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个车户，是修建铁桥时很多的无名车户中的一员，他们是负责运修建铁桥所需材料的，在一百多年前，修建铁桥的钢梁铁件乃至水泥及建成后刷铁桥用的油漆，都是用船从德国运到天津港等地后，靠马拉人扛一站一站辗转运至兰州，路上极尽艰险。据史料记载，这个杨麻子拉货行至洛阳的路上恰逢倾盆大雨，行走之路本来就沟深坎多，加之遇山洪路更泥泞难行，马失前蹄一个闪失，杨麻子连车带人一起翻到路旁的深沟里了。”李维平说车户杨麻子是担负着从郑州转运桥料的，据记载，这一转运工作恰在1908年的盛夏酷暑，桥料西运的“车辆骡马，热毙者不一而足”。

在《天下第一桥》这部戏中，李维平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最后都集中在一个人物的身上——她就是彭英甲那个从德国留学归来、最后为了铁桥而献出生命的女儿彩云。

所以，尽管大量人物以及多场倾注着兰州风土人情的戏被删，或多或少让李维平觉得现在的戏有些“单薄”，但令他欣慰的是“这部戏整体上实现了‘铁桥是众多无名者的丰碑\’的精神。”

历史舞台上的“实业家”

在原《甘肃档案》杂志主编姜洪源眼中，彭英甲不是文学家笔下那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戏剧人物，而是晚清甘肃“新政”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民国年间省建设厅的一份‘甘肃生产建设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档案，记载这一段时，用了两个‘时代\’予以指评：一个是‘左宗棠时代\’，一个是‘彭英甲时代\’。由此足见彭英甲此人的历史意义。”姜洪源说。

现藏于省档案馆的写本《陇右纪实录》应该是“彭英甲时代”最好的佐证。

清宣统三年（1911年），彭英甲将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甘肃兴办实业的办事细则、各局、厂章程、合同等分门别类，编成《陇右纪实录》。这是光绪、宣统年间兰州等地创办实业最翔实、完整的清末甘肃兴办近代工业的档案，记录了彭英甲创办学堂、设立劝工厂、开办织呢局、开办官报书局、开办洋蜡胰子厂、官铁厂、窑街金铜厂以及创修黄河铁桥等的过程。

从一个管兰州城的兰州道台到甘肃洋务总局总办，在姜洪源看来，让彭英甲这个怀着实业梦想、能将梦想实现并放大的人，正是陕甘总督升允。

“升允在给慈禧太后修建铁桥的奏折中，评价彭英甲‘讲求新政，人颇开通\’。”姜洪源说如果彭英甲是甘肃新政的一个实施者，那么升允就是一个推动者。

同样，在李维平眼中，在100多年前的甘肃，那个举人出身的升允能做出修铁桥这样的大事，他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升允有过欧洲考察的经历，也曾在总理衙门任过事，也就是在这里，他与后来包修黄河铁桥的德国泰来洋行的喀佑斯结识，这样的经历让他有修铁桥的魄力和眼光。”为此，李维平在他的小说《天下第一桥》中，还利用文学的手法，演绎了一个情节——在欧洲考察期间，每每见到或经过一座钢铁桥梁时，升允多会发出一句慨叹：我们的黄河上什么时候也能建一座啊！

不过，游历过欧洲的经历也似乎无法改变升允的“忠君思想”，据记载，他曾组织兵力去“围剿”陕西响应辛亥革命的新军，而彭英甲则是“围剿”部队的粮草官。

“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多少官员都是拿着银子跑路的，还有谁会像他们一样，四处找钱修一座桥？”姜洪源觉得继承了由左宗棠开启的甘肃近代工业文明薪火的升允，尤其是彭英甲，应该被后人铭记。

“甘肃话剧有救了”？

“甘肃话剧有救了！”在话剧《天下第一桥》剧本出炉之后，一位职业老编剧发出这样的呼声。

无独有偶，朱衡有同样的感触，他曾对媒体说，《天下第一桥》让他“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甘肃话剧的希望。

“这是甘肃本土作者创作的一部有风骨的作品，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剧之本\’，要知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先天不足的本子\’。”朱衡坦言这个本子给了沉寂多时的甘肃话剧以及一直坚守的甘肃话剧人一种信心，如果说它能挽救甘肃话剧这样的话还为时尚早，至少它就像是注入甘肃话剧的一剂营养剂。“它将打破我们很多戏拍出来演几场就刀枪入库的局面，会成为未来我们的一个保留剧目一直演下去。”

一部戏，是否能长时间地立于舞台，时间会给出回答。

■本报记者 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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