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发明的“制度”

和珅发明的“制度”

张宏杰

我们都知道和珅是个贪官，事实上，和珅还是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发明。

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

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

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

议罪银制度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

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摘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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