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人 甘报情

张剑

我是地地道道的定西山区乡里人。大树沟是生我养我的自然村，麻地湾是行政村，高峰乡是管辖，安定区是籍贯。可以说，定西在以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高峰乡更是困难中的困难，落后中的落后。定西人自己也接受了外界对自己的那种标签，变得没有底气，缺乏自信，失去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上兰州师专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怯懦不安的，作为一个定西乡下来的孩子，总是涨红了脸。幸好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徜徉在文学中我感到了美好。

毕业后我当了老师，又转了行当了几十年“干部”，在繁忙琐碎的事务中，对文学的感受慢慢地淡了。但是《甘肃日报》的文学版面一直是我思想深处的自留地，对她充满特殊的深情与钟爱。从临洮师范到定西的许多行政单位，《甘肃日报》是各个单位必订的报纸。我一直坚持剪报，从1984年参加工作起，我将每期的《甘肃日报》文学版按照文章形状剪下来，粘贴在塑料皮的本子上，后来是专门装订的十六开或者八开的白纸本子，一有闲暇，便翻出来重温、学习，仿佛是向老师请教，与老朋友畅谈，抚慰了心灵的焦躁、困惑，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了善良与热情。

自己的大大和妈妈生于193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们已经十岁了。妈妈最得意的事是，她念的书、识的字来自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树沟的扫盲班，“吃了饭，洗了锅，抱上娃娃上冬学，学写学算学唱歌”，她的文化程度都达到能看《甘肃日报》的程度了。妈妈说当年大树沟的文化室很红火，她是学文化积极分子，当年大树沟文化室的先进事迹还上过《甘肃日报》。

大大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高峰公社林场的护林员，管理着上千亩的七眼泉林场，跨了坪湾、明星两个村，大概有几万株树，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他还热心于在大树沟的庄前屋后、地埂上、山泉边大量地栽植白杨树、柳树、杏树，也经常在公社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经常收听广播，翻阅各种书籍和我带回家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定西日报》。

洋芋在定西人的生活中那是必不可少的。以前是过日子的主要食物，后来不同了，定西人用火车专列把洋芋运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洋芋大王领着种植、加工、贩运、储藏、科研的人成立了马铃薯协会，链条延长了，事情做大了，农民增收了，连我们的总理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说定西的洋芋是“小土豆，大产业，管大用”。定西的中药材也很驰名，“岷归”畅销东南亚，黄芪营销全国，占据南方人的煲汤餐桌，还有定西的白条党参，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品牌。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与文化有关，都有文化情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以暖人，文以富人，在新时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个叫汪航的漳县下岗女职工，将漳县洁白的盐调成七色颜料，发明了盐画，她将雪景画得晶莹剔透，将贵清山描绘得秀丽妩媚，获得了国家专利。定西剪纸省级传承人傅忠民，常握剪刀的双手长满老茧，勇于创新，他把定西剪纸带到了俄罗斯。孙维民，一个清瘦高挑的通渭汉子，对地方小曲的痴迷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自己编剧，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成立了传承通渭小曲戏的演艺公司，三年前将通渭小曲唱到了北京。他的理想是，争取将通渭小曲戏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通渭小曲戏的抢救性保护和研究、提升、传承做贡献……面对此种种，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记录感动我的定西人和定西事，向《甘肃日报》投稿。去年我写了一篇《大树沟里人的丹阳节》，文章末尾写道，我自己现在不以说定西话而害羞，走到外地不再以自己是定西人而自卑。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也是绝大部分定西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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