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长 心性与审美是艺术人格的核心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文/图

■人物简介

陈新长，1972年10月生于甘肃通渭县，法学本科，哲学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嘉峪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

获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颁发的“甘肃省第八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出版书法理论专著：《仰望王铎》（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小物通大道——黄道周书法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新理异态——倪元璐书法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我出生在通渭县，那里的孩子读书都比较刻苦，从西汉到民国出了很多文化名人。虽然家乡还不富裕，但人们依然很爱文化，一些人把这叫‘通渭现象’。”陈新长告诉记者：“35年前，爷爷说让我写春联。春联是村子里一家人文化的脸面。我怕羞，一直不敢写。谁曾想，当我鼓起勇气拿起笔来时，就由此开始了一段延续到今天的背负。”

“我不曾想过以书法为生，却不知不觉地将此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生命，成为了我的寄托。”他说：“我已习惯地在书法中获得平静的生活，书法教会了我独立地思考，老实地做人。八九十年代上高中时，县城里写字的人很多。我和同学常常夹着一卷宣纸到处求字。魏岳嵩、刘铎、李法宗、王西光，凡是有名气的人都求到了。他们大凡听说是学生，只要说一声是求字的，都给写。”

“听翟万益老师讲，临帖要无限度地逼近古人。”陈新长由衷地说：“一直以来，我也学着家乡的名人‘如锥画沙，如屋漏痕’。也学着王羲之、王铎、米芾、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体亦须用工’。线条的世界成了我几乎所有的业余。”

他回忆说：“我的老师，湖南的杨远征先生给我说，你以后要成为省一级的书协会员，那就进步了。从上班后的第三年起我就进了嘉峪关市书协，做了十年的秘书长，三年多的副主席。后来我写信告诉他，我已是甘肃省第747个书协会员了，但是与他那时的要求相比，进步不大。”

近年来，陈新长将目光聚焦于明末诸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创作并出版的《仰望王铎》曾引起书坛的广泛关注。而另一本《小物通大道——黄道周书法研究》，也显然是明代书法个案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从著作中看得出，陈新民有着良好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书法本体出发，结合明末的时代特点与闽南的地域文化，对黄道周的书法艺术、道徳人格与思想根源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探讨。

“黄道周是一个时代的样本，其书法艺术达到了时代的高峰。”陈新长认为：“黄道周虽视书法为小物，‘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但小物通大道，书法是他心志的写照，是抒发思想情感的途径。他热爱书法艺术，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问和精力学习古人经典，对魏晋钟王的追随与推崇成为他的艺术旨归。”

他说：“黄道周的书法别具一格，其内在的学书思路十分有价值。首先是黄的取法理念在魏晋以上，倾心于魏晋‘遒媚’书风，而具体的技法训练胎息钟王法帖。其小楷严谨规正，较多地保留了钟书的‘古质’；从行草来看，二王风韵则‘消化’为黄道周笔下的使转和洒脱。”

不多的几句话里，可以看出陈新长对魏晋审美理念的准确领悟与把握以及对钟王的仰慕，可谓一往情深，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个人对创作实践甘苦的深刻体会，以及对高格调艺术品位的不懈努力追求。

“通过对许多具体作品的考察我发现，黄道周书法优游于钟王之间，兼收并蓄，加之并不排斥唐人法度，对颜真卿的篆籀笔意、中锋行笔与内蕴刚猛的笔法颇为喜欢，对怀素的连绵大草中锋的裹毫挥洒也多有参照。同时，我还注意到，黄道周视野开阔，对金文、章草与隶书都有体会，并打上了碑学的时代烙印，最终熔铸一炉，形成自己的书法语言，展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陈新长的分析从具体的点画入手，解剖字法章法，从字内空间到结构样式，从用笔特点到内容选择，注重用事实说话，绝不信口开河，并对黄道周的作品加以辨伪，体现出他作为书家内行的体验与眼光，作为学者严谨朴素的作风和文风。

“讨论中国书法从来不能离开书家为人，人品与书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道周作为一个时代的样本，还表现在他的人品道德也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说：“崇祯十三年，即公元1640年，黄道周被上司举荐不成，反因小人作梗致使崇祯以为上下结党，以致被冤入狱，廷杖八十，辗转受辱，‘赭血满衣，疮痂蔽褥’。然而，在如此不堪忍受的环境下，黄道周居然手抄《孝经》，一年时间竟达120遍，每月十遍，即3天一通。”

“按照常理，狱中条件极其恶劣，心中冤屈不得申诉，哪有心思练习书法？”陈新长认为：“我不否认这一事件的直接动因源于狱卒乞书，书写《孝经》‘以当役钱’。但从所书作品来看，黄道周也绝非应付了事，而是倾注心力，寄托情感。此举更是彰显出《孝经》这一儒家经典作为超越法律刑罚之上的价值评判与道德标尺，在黄道周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实际上，陈新长对王铎、黄道周、倪元璐这“明末书坛三株树”的书法艺术、道德人格与思想根源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探讨。这三人是同科进士，年龄相仿，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性格相近、观点相近，并相约攻书，书法风格也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他们以其雄强的笔力、开张的体势、连绵的行气和恣肆的心性，打破了赵孟頫董其昌以来那种阴柔婉约的书风，也颠覆了当时人们习惯了的中庸平和的大众化面孔，在当时的书坛是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也极有冲击性和感染性的。

“尽管如此，他们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仍然属于传统范畴，无论是语言还是风格上，都与传统文脉和审美语言的共性规律是一脉相承。”陈新长告诉记者：“可以说，这种在接续传统并拓展传统的基础上的张扬个性，对后世的启迪就是四个字，吐古纳新。要问它的方法论意义在哪，无非是心性与语言的同一性同步化而已，这个很重要。”

他由衷地说：“你看，今天那么庞大的书法人口和那么多的培训机构，真正弄明白的人和可以成材的料，永远是小概率。为什么？心性与笔性不合，书写行为一定是一种煎熬。他们三人的个案说明了一个成才规律，书道如果真有天才，定是那些找到了适合个体心性的语言表达的个别幸运儿。”

“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语言与风格的创新史。”陈新长认为：“创新一词，古人不提，却成了今人的负担。古人错了吗？其实，个性是不可创的。人各有性，性各有别，本色示人方为真性情，真性情一定是各尽其美的。语言也就是书法的各种书写元素，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符合书写的普遍规律，只是六十分及格线，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适合你独特心性的那种独特的书写手法，你能不能找到符合你审美理想和特殊口味的那种特殊表达方式，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它一定是与你的真性情捆绑在一起的。”

他说：“其实，任何独特的书风都是文化的载体，但文化要转化为书风，又是另一课题，并不是说文化修养高就一定书风格调高。他们三人从小耳濡目染传统国学，放在今天也定是高级学者，文化修养是骨子里的血脉，传统文化到底对其书法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说，他们的书法风格和面貌有着传统国学中的什么信息？这必须追溯到当时的学术思潮和书坛大气候对他们的书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头脑风暴’。”

“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什么样的审美取向，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样的心性气质，就会有什么样的面貌。”他认为：“从这个意义看，心性气质和审美取向本身就是艺术人格的核心，它一定会潜移默化为人品。

“书法从起步到提高，是一个永无止境之过程。”最后，陈新长感慨地说：“今天的教书法者，既非文人，又没文脉，几乎都是纯技术训练，而这些技术，也大都是对古人的误读和个人书写经验，并无真正的普世价值。就如晚明三家的成功，是在二王古法的共性规范约束下自由张扬各自独特的心性气质，和充分发展各自不同的审美诉求而成就的，决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天上掉下的，不是仿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不是嚷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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