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辞官公务员的自述在老家官升不上去闯京城年薪十万元

◎编者按

2014年12月23日，养老保险破除“双轨制”改革终于有了确切消息。这一消息是否成为“公务员热”的又一针冷却剂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公务员曾经远超企业职工的养老福利，将逐渐进入历史。2014年11月30日，2015年度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举行。与去年相比，今年招录职位增加了2700多个，达到22000个，但考试人数下降了10万人，接近90万人。与此同时，这两年“公务员辞职”的消息接连不断，“公务员热降温”的议论流行一时，是真是假，各方观点莫衷一是。

国家部委副处长

职业前景不明朗

我想去闯闯

34岁的单陵（化名）现在是一家新闻网站的多媒体部产品总监。今年5月，他从供职10年的某中央部委辞职，放弃了副处长的身份，成了一个“市场人”。半年的体制外经历，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应该说，出来后我的思想更解放了，办事时不再自我束缚。”

我1980年生于北京，2004年研究生毕业，学的是传播，进入某部委宣传处。工作6年后，2010年被提拔为副处长，在同龄人中算是提拔比较快的。但我却在那年产生了离开体制的想法，我不想做一成不变的工作。

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因为我在单位的宣传部门，不是核心部门，没有审批权，平时也没有人巴结我们，没有所谓的寻租空间。

我认为公务员辞职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单位内部成为“高级别”的领导，他们的辞职一般不是为了收入，而是追求自己的抱负；二是中青年公务员，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看不到未来空间；三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到公务员队伍发现与自己此前想法不一样，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想到外面闯一闯，职业前景不明朗也是一个原因。如果辞职前我被提拔为正处长，那可能会影响我的选择，毕竟“一把手”的掌控能力、工作弹性更好。

我的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建筑设计企业，让我担任传播部门北京分支机构的副总。我确定去向后，先跟单位领导通了个气。领导先问我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岗位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看能否换个岗位；至于升职，领导说“下一次应该有机会”。我想了想，单位也没有什么腾挪空间，2013年“大部制”改革中，我们部刚刚与另一个部委合并，短期内也没有上升的希望。见我去意已决，领导说那就写报告吧。只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辞职手续。

我是今年5月去新单位上班的。工作一两个月后，我发现公司老板有一些承诺不能兑现，我决定再次跳槽，就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闻网站，这家网站的领导我以前认识，我准备从政府部门辞职时他们就表示可以过去。我现在的职务是多媒体部产品总监，需要推销产品，也要拉广告。

以前在政府部门时积累的人脉对现在的工作有没有用？应该有用，但不是很大。以前我跟一些部门的人还比较熟，但我们不是业务部门，人家不用求我办事，现在也不会因为我的面子就跟我合作。

基层股级干部

萧葫（化名），男，40岁，中部某县股级干部，已经停薪留职两年，一直在北京打工，准备彻底辞职。

我是1995年从省农业大学大专毕业的，毕业后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至今还保留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我目前的身份还是县农委下属一个二级单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级，我这个副主任也就是个股级。

在县里工作，经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完了吃喝。我们那边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只要请客吃饭，必须给每人发一包香烟，哪怕是坐着一个7岁的小孩，也要给一包烟。玉溪牌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硬中华”，讲究点就是“软中华”。我们在县里谋差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香烟不断供。我本人不抽烟，但家里来客可以招待，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省得买了。2012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我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2012年市里日报准备开一个我们县的专

版，每周一期，当时县委宣传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负责人，但级别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岁了，换个地方升不了级别意义不大，就没过去。

我们县是人口外流大县，全县有50万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几个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废品，现在都注册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万。我在老家呆着，官升不上去，现在每个月2000元，跟他们比起来压力不小。2013年初，我决定出来闯一闯，就去我表哥那里。说实话，我对公务员的身份还是有点留恋的，觉得将来养老更有保障，于是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答应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识相，请假期间单位给我发的工资，我全部拿出来，让单位给同事们发福利，这样在外才踏实。

在北京我给表哥管财务，尽管忙，但现在每年有10万的收入，我觉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请假在外面打工，早晚会被外面知道的。这边发展得好，我还是打算回去将工作彻底辞了。

市中院副院长

公务员不自由

高校羁绊少

胡充寒，男，湖南岳阳人，生于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年任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12年任佛山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3年9月，他辞去公务员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教授。

这次辞去公务员职务，对我来说只是回到了我一直想回的讲台。此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1997年，我32岁时就被评为湘潭大学的法学教授。1998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准备创办政法学院，向我发出了邀约，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南下广东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学院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院长，属正处级。2004年，佛山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打算调我到佛山中院担任副院长。去了后，我很快就发现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很明显，一天到晚各种文山会海。2008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学校，但领导说不行，因为当时正赶上换届，需要保持稳定。

一直拖到2012年，又赶上换届，这时我已在副院长位置上干了两届，需要调整一下。后来，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协，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酝酿时我不知道，最后才告诉我。去了政协后，我又开始想着离开。

2013年7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同意我过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协递交了辞职报告。我跟领导说，讲台是最适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一个行政级别。政协领导、市委领导找我谈了几次后，发现我确实想走，就在2013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辞呈。

2013年11月1日开始，我正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领工资。原来在法院每年的工资收入有二十多万，到了高校只有十几万。但我跟年轻人不一样，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个人兴趣。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虽然我的兴趣在学术，但我不认为在法院的10年，耽误了我做学问。这10年高校评价机制不行，老师们都忙于发表论文，应付评职称。如果我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计也是做这些事。法院的任职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过去我们讲“通识教育”，但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法学教育”，而社会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实用型、高素质、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这是我们法学院应该多培养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培养“法学人才”，鼓励学生考研、读博。专家说法 “公务员热”真降温了吗？

数据显示，近四年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体制内”岗位受追捧的热度明显下降。从中央某部委副处长职位上辞职的单陵（化名）认为，辞职是零星现象，没有数据表明现在公务员辞职像1992年、2002年前后那样形成潮流。从事公务员考试培训、研究的机构华图教育副总裁于洪泽一直观察公务员辞职现象。他认为1992年有新一轮改革热潮，2002年前后则因为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外因刺激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热潮，特别是1992年公务员辞职还有“停薪留职”的机会，干不好可以再回去。现在没有这样的外因，“说辞职潮还为时过早”。

相关新闻

那些曾被公开报道的辞职官员

2003年，在轰动一时的温州下海潮中，副市长吴敏一、林培生，市政府正副秘书长何包根与王运正，都没能在商海中走远。据《廉政瞭望》报道，吴敏一在辞官下海后的两年内换了四个东家，在第一家企业红蜻蜓呆了不足三个月。

2000年7月，门新国辞去山东垦利县长，去民营企业黄河集团担任常务副总。16个月后，他在体检时被告知患有结肠癌，离开了黄河集团。当时的政策规定，三年之内辞职者可以重新回到体制内，继续享受原来的级别待遇，他当回东营市经贸委任调研员，享受正县级待遇来休养身体。

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

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分管市场与公共关系。

2014年8月，原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辞去公职。有报道分析称，这位深圳首位“70后”正局级女官员的辞职原因在于中央开始治理“裸官”，而她的家人和孩子都在国外。

(本版稿件综合《南方周末》、《廉政瞭望》等)

新闻推荐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赵占军，你在东营市垦利县垦东规划区S312道路以北、金润公司水库坝上建设三处房屋，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2014年11月25日对你作出的垦执处字〔2014〕0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因你下落不明，无法以直接...

垦利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垦利区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