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刘玉堂先生

2019年5月29日凌晨,我正在无棣县的一家宾馆里酣睡,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朋友的口气几乎是大喊:刘玉堂先生去世了!我说,别开玩笑。对方说,是真的。我大惊,一看表才五点半,我冷静了一会儿,6点钟,打电话给同事刘君,她低沉地说,是真的。

一下子,我懵了。

29日一天,匆匆采访,老不在状态,丢三落四。傍晚赶到利津,朋友专门设宴招待,我却没有胃口。

30日早晨5点,从利津打出租车一气赶回济南。上了车,我才告诉朋友,有急事中断采访。

下午一点半,在济南殡仪馆一号厅,我见到了玉堂先生,眼泪夺眶而出。我脑海里想着的是一起喝酒的画面,想着他发明的刘氏陪酒套路,想着主副陪交接仪式。

玉堂先生心胸开阔,他曾反复说过,文人一定不要相轻,一定要相亲。文化人在社会上相对边缘,不要相互拆台,要抱团共生,有啥过不去的?有啥不能坐到一个桌上的?年轻人邀请他聚会,他都参加。在他心里,没有这派那派,没有这过节那疙瘩,没有这处长那科长的官员身份。在他眼里,都是文化人,都在语言上费脑子,下功夫。

在酒席上,我曾有幸多次给玉堂老师当过副陪。他坐在主陪位置上,尽职尽责,一般带三个酒(偶尔也带四个,或者带出一瓶啤酒),敬酒之一,为友谊；敬酒之二,为祝福；敬酒之三,为健康。然后,他说:“小逄,来交接一下,干了!”我们主副陪,一仰脖子,一杯酒各自干了。

我获得了副陪资格,开始领酒,第一杯,为了文学……看看大家都尽兴了。他会说:“副陪啊,咱是不是该起驾了?”于是,起驾……

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在说,玉堂老师啊,您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我的《雪夜泥醉》小说集还没出来啊。您2017年6月9日就给我写好了序言《不如及时一杯酒》。我这小说辜负了您的序言了。我太不及时!

我咬住嘴唇,我恨我自己的拖拉懒散习惯。

这期间,玉堂老师还问过我,小说集啥时出?我支支吾吾地说,快了快了。

跟玉堂老师第一次接触,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交往已经超过20年。跟着他采风,先后去过临沂的各县区、潍坊诸城、淄博淄川区将军路街道颐泽社区等。最后一次是2018年7月22日,山东散文作家“进百镇,听乡音”采风活动在利津县汀罗镇启动。那天,玉堂老师即兴发言,谈了好多文学创作经验。

最后一次跟玉堂老师在一起,是在2018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几个文朋诗友相聚,他主陪,我副陪。他喝了几杯啤酒。席间,他又问起了我的小说集。我说,快了快了,再等一等。

谁能想到,玉堂老师等不及了。他生气了,走了,不告而别。每念及此,我都心里不安。

我想起玉堂老师,也想起期鹏兄的忠告,不能等,不能等,再等,就等黄了。

我想我的老师……

我想听在酒桌上多次听过的玉堂老师唱的《小放牛》,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每次都期望他再唱一次。

但再也听不到了。

我还爱听他谈山东的那些老作家。有一次在垂杨书院的一个读书会上,他讲王希坚,他说,老头很可爱,有一次王希坚跟他讲了一个创作规律——文学的衬托:待要长,用刀割；待要甜,加点盐；待要囫囵,你破开它。大意是,比如一条鱼,很长,你就用刀割一截,让大家看,就能说明很长了,不用把整条鱼搬出来。你吃甜食感觉不出甜,加一点盐,就甜了,用一种味觉来增强另一种味觉。比如一块玉石,很大,你就砸破一块,摆出来,就把囫囵的状态衬托出来了。

他接着用自己的经历继续解读王希坚的话:“20世纪的50年代中期,我大姐在我们村的农业合作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裤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经常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让你觉得沾上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好看些。这就是待要甜,加点盐。大腿美,沾点泥巴。”

这样有趣的话题,再也听不到了。

我还请教过玉堂老师,怎样给孩子们搞讲座。孩子们不熟悉农村生活,讲起农村来,他们懵懵懂懂。怎么办?玉堂老师说,我也遇到过,你自己讲得绘声绘色,孩子听得一头雾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提问,知道牛耕地的样子吗?他们说不知道,你就一点点深入浅出地回答,这样一互动,气氛就上来了。记得他给一个学校搞讲座,开口就是:“孩子们,我这一口的沂蒙方言,你们能听懂不,听不懂可以举手呀。”我试着给孩子们讲,果然管用。

再遇到难题,我找谁问呢?

玉堂老师的“积累人物”思想,对我的创作启发非常之大。他说作家要重视积累。积累人物、积累生活、积累故事、积累人物细节。积累人物对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说,1968年到东北当兵,想家,一开始是想家里的老房子、想胡同、想水井,想晒太阳的老汉子窝,想父亲,想姐姐、弟弟,然后是邻居,一直到全村的人,都想了一个遍。后来,他觉得匆匆过电影似的想,太快,遂改变了想人的方式,每晚只想一个人,集中精力想这个人的趣事,细节,言谈举止,相貌特征。等等。有时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在被窝里笑起来,甚至笑出了眼泪。村里400多个人物,很鲜活地存在他的脑海里,这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人物。我记得他说过:“小说家的使命是塑造人物,塑造活一个人物,就了不起。”我后来也跟着他学习,觉得写起小说来,就有了根,不再觉得飘了。

有一年夏天,他到诸城讲课,是应当代文学院王良瑛先生的邀请,我陪着去的。我记得他讲过小说《人印儿》的创作过程。当年,他去沂源一中上学,要徒步六十多里路,路过一个村庄,有道围墙是青砖砌的,围墙拐角的地方,墙面的砖,经过日晒雨淋,坑坑洼洼,那一个个凹里油脂嘛噶(土语,油汪汪的)。他感到奇怪。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到了下雪天,他又打那里过,见一些老汉蹲在墙旮旯里晒太阳,后脑勺就顶在青砖的坑凹上。原来油脂嘛噶的坑凹,是一个个老汉子的头油磨蹭的,一年一年,老农们就是这样打发着岁月。这一个个坑凹,给了他灵感,他写了《人印儿》。

玉堂先生干过近20年新闻,于是,他跟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就多了层亲近。他在部队干通讯报道12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还作为《人民海军》的特派记者到灾区采访。1981年,他转业回到老家沂源县广播局,干编辑部主任,一干就是7年。他说新闻工作经历,对创作帮助很大。他很佩服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南振中曾经到沂源县采访,玉堂先生陪过。他说,南振中讲过一个事情,他印象很深,就是麦收时节,南振中观察打麦场垛麦秸垛的场景,垛麦秸垛,不仅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有技巧,麦秸不是那么好垛的,怎么勾连,怎么铺垫,有经验的农民垛麦秸垛,简直出神入化。等垛完,看着矗在场院里的近乎完美的麦秸垛,很自豪,那感觉,就跟记者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一样。

有一次谈到新闻与文学,我说,新闻干长了,语言变得越来越干巴。他说,小逄,你要记住,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新闻报道,二者的区别我是这样划分的,写阳光普照大地,叫新闻；写大地对阳光的折射或反射则叫文学。而文学又是人学,你还得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走入人性,进入审美。

2011年2月16日晚,我跟同事于国鹏在西安采访了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陈先生请我们在西安美术学院边上的一个叫荞麦园的面馆吃了饭。席间,我问他跟山东作家谁比较熟悉,他就谈到了刘玉堂,说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写得好。回到济南,我打电话给玉堂先生,玉堂先生说,陈忠实说,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这句话分量很重。他还考证说,陈忠实的话,可能是受了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启发,电影有一个情节,列宁睡在瓦西里家的地板上,瓦西里给他搬来一摞书让其做枕头,他即将书分成了两类,并说哪些书可以做枕头,哪些书只能垫脚。所谓枕头书,就是需要认真拜读、仔细品味、努力思考并能流传久远的佳作。而垫脚的书,则是那些文风浮浅、思想轻浅、论述表浅的平庸之作。玉堂老师的这些话后来写进了悼念陈忠实的文章《忆忠实先生二三事》中。

20世纪七十年代末,玉堂先生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歌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文章,有一句话,给他强烈震撼,那句话是:“时传祥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干点什么的表情。”

玉堂先生走了,我也记住了他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干点什么的表情。”

我还想起了李心田先生用打油诗对玉堂先生的评价:“土生土长土心肠,专为农人争短长；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明日提篮出村巷,野草闲花带露香。”

2019年9月22日,刘玉堂文学馆在沂源开馆,来了那么多的文朋诗友,唯独缺了玉堂先生。看着青山、看着纪念馆的房屋,我的心空落落的。耳畔回响着的,是他的爽朗的笑声。

求老伴画了一幅凌霄写意献上,我配上一首打油诗:“痴心红似火,散香天地间,我师先生意,举杯即成仙。”

玉堂先生给我小说写的序言,更多的是勉励,结尾却意味深长:

时至今日,我亦常想起《小王子》中的细节。

“你在干什么?”小王子问酒鬼。

“我在喝酒。”

“为什么要喝酒?”

“为了忘却。”

“忘却什么?”小王子动了恻隐之心。

“为了忘掉我的羞愧。”

“为什么羞愧?”小王子问。

“因为我喝酒。”

人前一杯酒,各自饮完。人后一片海,独自上岸。

希望诸君皆能品味到这本小说的醇香。

谨以此文纪念刘玉堂先生去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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