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 源于自行车的潮流蜕变

骑自行车出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本报首席记者 裴强 摄

自行车曾是我国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因汽车，多少人将自行车扔进了角落；又因拥堵，多少人开始怀念自行车。

兰州公共自行车进入市民的生活，带来的不仅是出行的便利，同时也唤醒了一段关于自行车的青春记忆。

■本报记者 邱瑾玉

上世纪60年代，自行车堪比小汽车

11月8日午后，阳光虽不明媚，天气倒还暖和。76岁的李明星在酒泉路的小游园里锻炼身体，自从这里开辟成一处绿地后，只要天气好，李明星每天必到。

李明星家住在南城巷，与这处小游园只隔一条酒泉路，但每次来这里健身休憩却并不容易。“现在巷子里一侧停满了汽车，远远看见有车子从酒泉路进来，早早就得找个地方避开。”李明星说，“有时候，人快走到巷口了，但人家汽车才不管，还是往里开，只好侧着身子挤在车辆之间，轮子就贴着脚尖过去了。”出了南城巷，老人经常被酒泉路上的滚滚车流困在斑马线的中间，闪烁的汽车尾灯紧紧围裹在李明星的前后左右，汽车尾气让他感觉窒息眩晕。

今年夏天，李明星经常光顾的小游园附近有一片地方被围挡起来，没过多久，围挡拆除，他发现这里建起了一排停放自行车的设施。从报纸上，李明星知道了这是兰州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开始建设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首批100个站点集中在城关中心区，主要分布在西关什字、酒泉路、甘南路、麦积山路、民主东西路、平凉路等路段，构成了一个微循环网络。”自行车发展服务公司经理何慧军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何慧军所指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在李明星的眼里实在是个新鲜的概念，但对自行车他再熟悉不过了。“10年前，我出门还骑个自行车，但是后来汽车越来越多，马路上已经容不下自行车了，孩子们也担心安全，把我的自行车给处理了。”李明星面对本报记者关于自行车的话题，一下子把老人拉回到遥远的上世纪60年代。

李明星怀念那些日子，那时南关什字周围，最高的建筑不过二层楼，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宽，但比现在通畅。28岁的李明星会骑上他的“飞鸽-26型”自行车在路上狂奔，享受着把行人远远地抛在身后的快感。

那时的李明星是张掖路妇女儿童商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从领到第一份工资起，他就幻想什么时候能够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自行车还没有等来，李明星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单位距离市中心很远，中午一般不回家，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李明星的身上。此时，李明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辆自行车。

正好有同事要出售自己已经骑了7年的自行车，李明星花了60元把它买了下来，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李明星还是觉得很划算，在当时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在160元——170元之间。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年轻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种满足感不亚于现在拥有一辆小汽车。

上世纪90年代，自行车是主流交通工具

如果不是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张麟文或许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一辆自行车。

张麟文家住在拱星墩，单位在西北民族大学。一次因为赶时间，他从家里乘坐出租车到学校花了16元。对于像他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在非常时期，放弃公交车，选择出租车绝对不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当他不得不把自行车从车棚里请出来时，却被管理员告知，需要交纳百余元的停车费。这时，张麟文才意识到，他已经有两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这辆自行车还是他刚上班的时候从二手市场上花了120元淘来的。

1993年10月份，张麟文结婚了。他不是兰州本地人，在老家摆过喜酒，照例还要把单位的同事和大学的同学再招待一次。张麟文记得那天，天空下着毛毛雨，在酒店订了两桌饭后，身上就没有一分钱了，他愣是用这辆自行车把媳妇从单位带到了南关什字附近的酒店。“十几年了，一直舍不得扔掉，就一直放着。现在好了，放了两年没用，存车费已经又可以再淘一辆自行车了。”张麟文调侃着说。

他又把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擦拭了几遍，更换了两条外胎，骑了几圈，车子还是那么结实。

这是张麟文的第二辆自行车，但他骑自行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他拥有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传到他手里时，这辆自行车已经把两个叔叔驮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张麟文的眼中，这是一辆“功勋”自行车。从初中三年级一直到张麟文高中毕业，“红旗”自行车也是几经蜕变。那时候，一些捣蛋的同学经常不骑自行车，结伙守在路边，专门等着顺路的同学骑车过来，然后飞身跃上自行车后坐，使劲拍着骑车同学的后背，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

张麟文用自行车载着媳妇在雨中幸福地狂飙的时候，生活在省城的娟子正坐在父亲的车后座上，和那些赶着上班、上学的市民一起汇入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当中，1993年兰州的街头，到处充斥着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娟子说，当时兰州的路很“宽”，一半就是自行车道，并排十辆自行车，是常见的场景。她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催着父亲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像鱼儿一样被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潮拥着前行。

自行车大潮带给娟子的是兴奋，对于摄影家来说，这些将注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1990年代初，《中国日报》摄影记者王文澜站在上海光新路口一侧的高处，一趟火车过后，护栏拉起的瞬间，长时间等候的自行车流，从两边聚集到一起，形成一片自行车的海洋。他按下快门，取景框里满满的全是自行车，著名的《自行车王国》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2006年，娟子的父亲把家里闲置了3年的自行车送给他的徒弟，一个时代结束了。

2000年前后，自行车的回归试验

10年过去了，王宝良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稳重、发福的中年人。回忆起10年前他创办的出租自行车业务时，他用“年轻、天真、挣钱、瞎胡闹”这几个词总结，其间的不堪难以言说。

“出租自行车，26斜梁普通新车租金每天5元，3天10元，1周20元，适合市内，黄河风情线骑行，不适合长途或山地骑行，车在西站。”王宝良现在还记得当初在网络上发布的这则出租自行车的信息。“最早的目的其实是想试试这是不是一项可以赚钱的买卖，最后证明不是。”王宝良回忆说，“一到冬天几乎没人骑，再说损耗也大，投了近2万元，最后就剩自行车了。”

“出租自行车这个事，除非由政府推动，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王宝良总结自己的失败后得出了结论，“现在兰州推行公共自行车，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系统，但愿能够成功。”

在王宝良的记忆里，自行车一直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人是不多的，王宝良家里就有一辆，他记得邻居们经常到家借自行车用。一台自行车近200元的价格，是要抵上爸爸近3个月的工资。除了生活以外，要买辆自行车起码要存上一年的钱才能买得起。

后来王宝良也开始学骑自行车，放假的时候几个孩子在一起，找条土路开始练习。左脚放在脚蹬子上，右脚踩在地上，使自行车向前走，有了点速度后把右腿从三角架里伸到另一侧，这是最原始的骑法，当时叫“掏裆”。

那年的王宝良10岁多点，刚开始骑车的感觉像是在飞，可神气了，但遇到情况却不会停车了，有时只好向柴草垛撞过去，为了学车也摔了好几次。

等到上初中时，家距离学校就很远了，这下就离不开自行车了，虽然自行车不是新的，但用它能带我上学了，比起有些同学家没有自行车的王宝良觉得自己还是很满足。

王宝良的自行车出租行在开业三个月后，宣告破产。一直骑自行车的王宝良，现在改骑摩托车去肉联厂上班了。

2010年后，拥堵使自行车渐成潮流

2010年4月，天气转暖，王寅瑞花了1700元买了一辆可折叠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折叠后单手提着搭电梯，很方便。

王寅瑞说他买自行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应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王寅瑞家住在东岗，单位在中山林，十几公里的路正常情况下搭乘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单位了。但现在由于道路拥堵，每天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至少两三个小时，王寅瑞记得最夸张的一次，他上晚班，下午3时出门，晚上6时还没到单位，“从我们家出门，公交车要经过一个物流园，一旦遇上大车上路，堵个把小时太正常了。”

王寅瑞的儿子今年秋天读高一，坐公交车时，经常是晚上8时过了，人还到不了家里，害得父母担惊受怕。王寅瑞也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但现在年轻人骑自行车已经不像当初他骑自行车时的样子了，“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头盔、手套、护腿一应俱全。”

出门搭车，再加上长期伏案工作，刚过40岁的王寅瑞身体发福，他也开始琢磨着锻炼身体。骑了8个月的自行车，王寅瑞说他的体重减轻了，身体感觉明显轻松了。

程秋云是一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五六年前他和单位的一些年轻同事组建了一支自行车骑行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骑自行车在兰州周边骑行。程秋云说现在自行车骑行已经成了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1月1日，“健康生活慢‘骑\’来”公益骑行活动在兰州举行。当天，30名自行车达人顶着雨夹雪，从南滨河路黄河水车博览园门口一路骑行至兰州标志性建筑——中山桥，身体力行，向市民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在这次活动上，资深自行车骑行倡导者谢小英说，很多市民都表达了他们对健康出行方式的支持和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认同。

截至目前兰州主城区已建成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320个，投放自行车3328余辆，日单车承租量15次以上，日租用量为4万余辆次。谢小英这样的资深车友更愿意看到市民们能将自行车骑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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