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脊梁——看电影《耳蜗》有感

社会的脊梁

——看电影《耳蜗》有感

阶层，不同年龄和不同价值观念人之间的大爱。

（二）《耳蜗》的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带着一种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又多是通过具有特殊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可贵的是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艺术的认识作用，同艺术对人生活自由创造的反映是紧密相联的。艺术的道德作用，精神文明建设作用，也密切地融合在艺术对人生活自由创造的反映中，所以剧本中突出了艺术形象的教育，特别是对人的文明教育、道德教育。使观众通过画面，通过人物形象，而不是说教，懂得了具有社会属性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都承担着社会责任。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爱，所以每个人都要付出爱。

（三）《耳蜗》采用的是中国山水画“以小观大，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所以他特别注意细节的使用。做到了不纠结于题材的宏大，而是用无数细节来展示人物改变人物的进程，把宏大的叙事语境隐藏在一个个精心铺垫的故事中。女主人孙小玲是个很传统的女子。她是这个生活在底层社会家庭中的弱者。她承担了这个家庭中洗衣、做饭、搞卫生、带孩子、伺候老人、照顾病人的全部家务。明明蜗，丈夫却不分是婆婆带晶晶外青红皂白的出时丢掉了打了妻子，耳大姑姐也墙倒众人推地骂她“你嫁过来后就生了个孽障，接着让公公瘫了，还让三弟下了岗。”这些事与小玲又有什么关系呢？可都扣到了无辜的小玲头上。她既不申辩，也不反抗。她不是不要尊严，不要权益，而是她不愿用家庭的破裂、亲情的亵渎换取所谓的尊严和权益，她用“大爱无疆，上善如水”诠释了家和万事兴的内涵和真谛。她的宽容、真诚，最终得到了全家的理解和尊重。丈夫和大姑姐都主动向她道了歉。这一切，展示的是人格的平等与独立，而这一点也体现了编导人员鲜明的现代理想诉求。

意象在本片中使用的非常到位，以鲜花为例，剧中先后八次出现了鲜花，每次都同时伴有晶晶出现，说着几乎是同一句话：“花开了，我就可以上学了。”这既是晶晶的一种心态的反映，也是晶晶成长的象征，花就是晶晶。花的成长，就是晶晶的成长。

此外，耳蜗、注射器等意象的使用也颇见功力。由于他抓到了观众审美意向的共同愿望，所以很容易地实现了大众的抵达。

（四）《耳蜗》除了立意上的不同外，在艺术上的探索更是十分大胆。如今追求电影的情节化，已成为电影的热门话题，几乎每部电影都在拼命地追求情节，然而《耳蜗》却采取了有冲突无对手的淡化情节的手法，这让很多人感到吃惊。然而却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和点赞。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影视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说：“一只耳蜗连接起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属于在一片追求娱乐狂欢，强刺激，重口味，电影风潮中一部久违的，难得的苦情戏，苦情戏引出温暖，是温暖现实主义作品。”

（五）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凡有台词的人物用的都是专业演员。其中环卫女工只一句台词，由国家一张演员段亚军饰演。拾荒人既没有姓名，又无台词，由国家一级演员梁栋饰演。梁栋说：“为了这没台词的角色，我特地从浙江横店赶了回来。”

（六）随着电影摄制单位的迅猛增加，影片发行已成为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瓶颈，成为制约电影发展的一个坎，并不是每个制片单位都能跨过这个坎。然而凭着敏锐的目光和多年的经验，风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却顺利地跨过了发行这个坎，他们在广泛征集剧本的基础上与央视电影频道合作的作法：即未拍电影先找出口的做法，为摄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影片，开辟出一条宽广大道。为影片的发行放映找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出口，也为甘肃省影片发行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和启示。

就在《耳蜗》首映礼的前夕，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第三部电影《黄天厚土》又在山丹县开机了。这是一部由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甘肃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拍摄的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北京医疗队下乡的故事。同《耳蜗》一样，《黄天厚土》依然是一部具有着独特意义和价值的影片，值得期待。

人物

刚刚传来电影《甘南情歌》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消息，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省精神文明办联合拍摄的第二部电影《耳蜗》就又在中央电视台六套黄金时段播出了。《耳蜗》是一部呼应“文化重演”思潮以理解和阐释传统文化正能量为艺术宗旨的作品，它讲述的是一个人情氛围与人性生成的故事。2014年4月，在某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孩子，刚刚享受到部队医院的爱心，免费配置了耳蜗，却不慎丢失，于是全城协力寻找，最终给孩子找回了世界的声音……

电影《耳蜗》就是以这个故事为素材，从一个孩子的人工耳蜗失而复得的小事入手，以新颖巧妙的构思，摄人心魄的节奏，曲折精彩的故事揭示了社会生活的走向和主流。

《耳蜗》的推出，对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特别在当前全国的家长们，正为少年儿童道德缺失普遍感到焦虑的时候，推出这部影片就更有其特殊意义。

（一）寻求不同是电影的根本宗旨。我看过一部电影，和电影《耳蜗》表现的题材相似。《耳蜗》是寻找丢失的耳蜗，那部影片是寻找丢失的孩子。如果说那部电影表现的“父亲的寻找”是一种个体行为，那么《耳蜗》表现的“大家寻找”则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说父亲寻找，表现的是一种亲情，父亲是这个家庭的脊梁。那么大家寻找就已上升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参与寻找耳蜗的人们就是这个社会的脊梁。这已不仅是一种道德的升华，更展示了不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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