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

□杨光祖

作家杨显惠

认识杨显惠先生已经很久了,他的作品也一直在阅读,可总是感觉无话可说,套用一句古语:因为一说便俗,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属于不可说。放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杨显惠太另类了,另类得让别的作家很尴尬,另类得让文坛无法说话,另类得读者只有流泪,而艰于言说。

杨显惠先生1980年代就已经有名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可此后就没有了音信,似乎淡出了江湖。2002年,《夹边沟记事》出版,他才浮出水面。这一潜伏就是近20年,在当代文坛,很罕见。大家都忙着挣稿费,赚版税,以版税的多少评估作家高低的时候,他却决然地背对文坛,而向西北荒漠走去。他的两本书,版税都不多,可他前期投入的资金却是版税的几倍。他每年来一次甘肃,每年就要花费4万多人民币。他告诉我,他的工资都赔进去了。我问他,那您爱人不抱怨?你们如何生活?他淡然地说:“不抱怨。我们的生活用我爱人的工资就够了。”我知道,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而朴素的。同时,也想起了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每次杨显惠先生来兰州,我们都要见几次面,在黄河边,在茶座,在饭馆,反正有的是机会。每次与他的晤面,等于都是一次洗礼。在他那里,你才能真正感到一个作家的尊严,一个文化人的力量。他的严肃方正,他的一丝不苟,他的虚怀若谷,他的爱别人胜过爱自己,都让我很感动。跟很多作家一见面就谈自己的签名售书,谈自己的版税,而且只会谈版税,杨显惠先生就显得很特别。跟那些作家在一起,其实跟与商人在一起没有多少差别,就是计较,斤斤计较。但比商人多那么一点东西,就是虚荣。商人在商言商,他们计算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而那些所谓的作家却不同,他们还要把自己的版税与“伟大”“艺术”“人类”联系在一起。

每次与杨显惠先生在一起,谈的似乎都是文学,而且只有文学。现在想一想,都感到很奢侈。他的心脏是做过搭桥手术的,但他却固执地往甘南跑,甚至跑到了玛曲,那里县城海拔可是3340米。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总说没有关系,还能坚持,趁现在能跑动赶紧跑跑,以后跑不动了,就坐在天津家里,专门整理和写作。我想他能坚持,是因为在他那里有自己的宗教,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他的创作,就如藏族牧民磕着长头去拉萨,那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自我洗礼,一种还愿。

他说:“我把历史门缝挤开了”,但挤开后,他却很快离开了。他写完了《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把一个个别人不敢碰的题材“现”“象”出来,却很快转向别的领域。他只开垦未开垦的土地,荒地开了,他就走了。但可惜的是后继者却没有几个。宁静才能致远,淡泊才能明志,古人的话不是虚言。也可能通向这片肥沃土地的道路,太艰难了,还没有几个人能穿越。绝大多数中国当下作家都活在社会学层面,他们很会计算,很会投机。而杨显惠开垦的这片土地里,却无“机”可“投”。

“我把历史门缝挤开了”,这句话是有千斤重的。因为杨显惠先生挤开的那扇门,并不是通向厨房,也不是开向后花园,而是通向一段崎岖的山路,通向历史的幽暗,通向人性的黑暗……那里是高不胜寒,也不胜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力。我们可以承担和忍受那段苦难,这是那时代、那地方的人的命,但我们无法阅读那段历史,无法接受那段历史。周作人说,历史是残酷的。历史的残酷就是让你无法承受。张纯如以一女子之身心,研究挖掘南京大屠杀历史,一册优秀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却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她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后以自杀的形式离别了这个世界。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我没有问过杨显惠老师,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感觉,写作对他的健康是否有影响。我没有问,也不准备问。因为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伟大的作家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写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曾经说,自然科学家是拿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学者是拿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相对而言,更加残酷。杨老师的《夹边沟记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我就读过,震动很大。成书之后,倒没有怎么读。《定西孤儿院纪事》也是《上海文学》连载的,我读过大多数,后来成书,也没有怎么阅读。因为,我无法再完整地阅读,我无力承担那份重量。如果前者对我来说是历史,陌生的,那么后者就与我血肉相连,那就是发生在我家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可怕的记忆里长大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太多了。家乡的老人都把那段历史深埋了,他们不愿意再说起那一段历史。老人一说起,就只是叹一口气,然后就一声不吭。或者说那么几个单词,然后就慨叹一声:总算熬过来了。然后就大赞现在的幸福日子。很多外乡人觉得我们那里人很虚伪,歌功颂德,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太多了,太苦了。

有些朋友问我,与杨显惠先生那么熟,为什么不写一篇评论?我真的是无言,也无力言说。在我这里,杨显惠老师的著作不仅仅是“文学”,那更是生命的呐喊,是命运的反抗,是人性的煎熬。我用自己的“生命”来体悟(经验)杨显惠先生的“著作”。对这样的作品我无力冷静地用“艺术”的眼光去评价,我没有这个力量。在那里,我是无力的,是五体投地的,是无言的,但也是很苦很苦的,是绝望的。鲁迅说反抗绝望,阅读杨显惠先生的著作,就是反抗绝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名词,这与我的生命有关,或者说就是我的生命。

他说:“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这是我们进入杨显惠先生小说的密码。听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有些读者对小说里的“人相食”提出质疑,认为是编造。甚至编辑都亲自打电话问杨显惠老师。我听了这个“故事”,默然。历史真是非常残酷的,它可以遮盖多少“真实”。这个娱乐的时代,“虚假”的东西都“真实”了,都被大众“喜闻乐见”了,而“真实”的东西,反倒“虚假”了。

2009以来,杨显惠老师在《上海文学》又开始连载《甘南故事》,这又是一个我熟悉的题材。我10多年来几十次去那里,考察、讲演,认识了很多藏族朋友,听到了很多藏族故事。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民族,与那片伟大的土地。如果只讲艺术性,我觉得这一组比以前那两组,要更加“艺术”。《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里的一些篇章,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但因为题材的敏感,读者的注意力只在“揭秘”上。很多所谓的批评家也在这上面做文章,所以才有一帮批评家认为它们不是“文学”。而《甘南故事》由于题材的更加敏感,作家在写作中,做了非常之大的克制,这种“克制”可以说是超前的,他可能只写出了自己知道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因此,这里没有多少“揭秘”,没有多少故事层面的吸引力,对于一般心急的读者,可能产生巨大的阅读障碍。但真正的艺术就在这里,道心唯微,需要读者耐心一点。

阅读了杨显惠先生的三部著作,如果说有一点不足,当然是我认为的不足,那就是还缺乏一种深厚度,一种跨越时空的巨大力量。在甘南迭部采风时,我曾问过杨显惠老师,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什么那么伟大?他默然,然后问我为什么?我说:东正教。如果没有东正教,俄罗斯还能产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在《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里,作家写了许多的“故事”,写的很细致,很残酷,但作家并没有完全写出那些活下来的人,是如何活下来的。在那样恶劣甚至极端残酷的环境里,人性是如何“现”“象”的,人是如何“持存”下来的。如果那里只有“恶”,只有“仇恨”,人又是如何“活”的,理由在哪里?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他对那些死刑犯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人性之光。杨显惠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写出了“在场”,可“不在场”的呈现不是很让人满意。他在细节的揭露中,仍然遮蔽了很多的东西,而遮蔽的这些的东西,它的力量其实更大!

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杨显惠先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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