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访历史学家刘再聪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刘再聪

1967年出生于甘肃白银，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敦煌学、汉唐史、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方向的研究和教学。在《文献》《敦煌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七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及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重点）资助项目1项、甘肃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等十项，主编参编《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等论著十余部。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奖等十项。

“一个人一生有很多选择职业的机会，如果一旦选定，就应该干一行爱一行，并定为终生努力的方向……历史是我深爱的专业，并且常学常新，我深感这门学科带给我的人生价值。”刘再聪这样评价人生的职业选择。

记者在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见到了刘再聪教授，之前在他金城讲堂上做了《兰州历史时期黄河上游长途水运》为题的讲座。记者问他为何以该题目为着眼点？刘再聪回答：“近些年关于丝绸之路的讲堂不计其数，大部分是从宏观角度去讲解的。我抓住黄河这条主线，以点带面地让观众从历史角度立体地了解黄河水运的历史过程，这样更加能让庞杂的历史落到实处，让观众们对我们兰州的水运史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由于时间关系，上次的讲堂没有讲到近现代兰州水运的历史，刘再聪在此做了补充：“上世纪20至30年代，黄河干支流长途水运进入最繁盛时期。筏户水手增多，奔波于兰州、西宁、包头之间。民国二十二年，青海化隆有皮筏300只、循化有200只。每只载重15000斤左右。西宁市东关栈房及滨河路一带，羊毛、筏子、皮子的堆垛多处。民国九年，夏河等地集中于临夏而转运天津的羊毛有150万斤左右。民国十二年，兰州的外国洋行有7处，仅羊毛运出量达300万斤。可见，这一时期长途客运也颇为兴盛。”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倡导男女同校的甘肃籍(今青海循化县)学生邓春兰曾从兰州乘皮筏去北京上大学，1937年，著名记者范长江从兰州至银川均乘坐羊皮筏子。他在《中国的西北角》对乘坐皮筏有精彩的描述：“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筏为普遍。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布置成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和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193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考察西北，从西宁乘筏至兰州。所著《吹牛、拍马》记：“由湟水转入黄河，凡经一日余，行二百数十里”。由此可见，从西宁至包头，以筏载客的航道是全程贯通的。客运不仅能顺流而下，逆行而上的航道也已经开通。

讨论之余，刘再聪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认为教师是非常光荣、很受尊敬的职业。自己本身又非常喜欢历史，所以从小的追求就是做一个名历史老师。”奔着这个目标，刘再聪于1984年考上了西北师大的历史系，也是他们中学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1988年，我大学毕业后，就正式踏上教育岗位。从那时起，至今已经有整整31个年头。”

2007年，刘再聪开始带研究生。刘再聪说：“我本以为研究生会比本科生好带一点，接触以后才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很多研究生本科时学的并非历史专业，甚至有的本科学的是理工科，大学四年的历史基础并不是很牢固，所以我对学生们很严厉，尽量多地吸收学生参加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查阅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总结归纳资料的基本方法，并鼓励学生单独申报科研项目。通过参加项目，学生们对科研很快就产生了兴趣。我希望他们毕业后可以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良好的合作精神。”

刘再聪认为：“对待科研的态度是求实创新。创新是科研的灵魂，解决问题是科研的最高目标。”刘再聪经常引导学生遇到问题要勤思考，守规范，对学术有敬畏之心。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学生们研究选题要立足国计民生，虽然科学研究无禁区，但科研成果会产生影响。因此，科研人员必须考虑成果的积极影响，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刘再聪一直信奉一句话：“‘人才是百分之一的天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而教师的职责就是把人才尽心尽力地培养出来的’。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成长需要良好的科研平台、团队作为依托，需要所在单位的培养。我希望我培养的学生即使毕业以后也不要各做各的研究，而要形成一股合力，提升整个专业的学术水平。”

刘再聪涉猎的学科颇多，他很善于从小处着眼，探究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风民俗。刘再聪说：“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所出《报父母恩重经变》，是一幅全面完整反映《父母恩重经》内容的绢画。我对此很感兴趣，并做了细致的研究。”该绢画上部绘七佛、七宝，中心部位是说法图，一佛二菩萨居中，两旁绘十弟子、十二菩萨。说法图下部中间为《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变》的部分录文及《绘佛邈真纪》,两侧为赴会圣众，右下角持炉老尼是此绢画为之追福者，身后二侍女执羽扇和圆扇。绢画两侧的十五幅连环画是经变故事内容，排列次序从左下方起自上而下，再从右上方自上而下，各以山石为界，每幅均有榜题，该绢画形象生动，色彩绚丽、运笔流畅，人物线条优美，是一帧不可多得的古代美术珍品。虽然国内的学者，包括秦明智先生、马世长先生、郭晓瑛先生等先后对该绢画作过介绍和研究，另外在一些相关的图录中也有过简单介绍，但刘再聪依然想要在前辈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出发研究。“《报父母恩重经变》图中的十五幅情景描绘，是整个绢画中最精彩的情节，画者用连环画的形式展开叙述，描述了从父母十月怀胎到儿女成人，其间父母养育儿女的全部过程，表现了《父母恩重经》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突出了父母对儿女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对孝子予以赞扬，对逆子给予鞭挞。再者，这些丰富生动的画面场景也为我们研究当时敦煌地区生儿育女的民俗风情提供了较翔实的资料。”刘再聪告诉记者。

访问接近尾声，记者问刘再聪，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如何理解“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他沉思片刻回答道：“我始终认为，因为人为、社会，或者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对历史真相永远不可全知，历史研究只能通过不断地挖掘、修正、补充，无限接近历史真相而已。现代历史学脱胎于主体史观。免不了会倾向于胜利者的历史，当然，不完全是因为胜利者会把失败者视角下的历史给抹杀掉，因为这样就假定了历史书写者本身就是胜利者，然而中国的史官或者欧洲的修道士们，是很难说本身就是政治精英的，即便他们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因为各自历史传统和宗教传统的保护，两者其实都有某种独立性，至少他们在书写他国史，或者前朝史的时候，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政治忌讳，即使在当时存在的历史时代，我们也听过史官为了忠于记录历史而不惜牺牲自己利益甚至生命的事。另外，一个事物也存在多个方面，只从一个方面看那就是‘盲人摸象’了，历史也是一样，就如刘邦写的历史与项羽写的历史必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同。虽然目前存在的历史史料、文件档案都是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人物，这些资料本身也是有所保留的有选择性的公开，所以，部分史料的真实程度、来龙去脉、历史价值还有待于我们历史研究者研究考证、补充完善、证实或证伪。”

刘再聪向记者透露，近些年他的研究越来越接近本地和本土历史文化。他说：“研究了30余年的历史，我想要用所学的知识反哺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甘肃是我国的地理中心，具有亦东亦西，亦南亦北的位置特征。各地地理条件不同，民俗民风差异很大，这里有太多的文化遗存和历史风貌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掘，我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学以致用，为甘肃这片大地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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