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一种风景

张存学

四十一年前，我和《遥远的桥》的编著者卢秋生走进了同一所大学，走进同一个教室。那时，他和我都是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的青年学子。大学毕业后，我和他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多少年过去，现在他编著的这本《遥远的桥》摆在了我的案头，令我惊喜。读书如见人，自毕业后再未见过他，在我的想象中，他依然是那个有风度的翩翩少年。

从北京到甘肃陇南山区，这是相隔遥远的两地。1969年，北京一对医生夫妇随着落实“六二六”指示精神到了甘肃陇南文县一个叫桥头的乡村医院，同去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长辈。从此，这一家人彻底与北京告别了。在他们离开北京前，七个子女中的三个已经分别到东北、内蒙古插队，一家人就这样四分五裂、天各一方。那个年代，这种情形是普遍的，仅仅在甘肃文县桥头乡村医院里除了书中的卢医生夫妇外，还有来自上海和天津以及文县县城的医生。北京卢世璟夫妇在遥远的陇南山区安了家，一家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他们远在他处的子女成了他们的牵挂，北京城里的其他亲人也成了他们的牵挂。十几年后，他们又以离别的方式离开了甘肃陇南，回到了北京，他们的子女中有的回到了北京，有的仍在别处遥遥相望。

相隔千里的亲人之间相互牵挂只能以书信的方式来实现，各自的状况也只能通过书信来了解。书信成了那个年代最有效最完美的沟通方式了。书信也同时成为亲人之间吐露心声、陈述家事的最好方式。这其中不乏亲人之间对世事、对周围人物的臧否与评论、亲远与好恶。在文本单一的时代，书信可以说是最真切最能落到实处的文字了。而轰轰烈烈的历史实在感也就沉落在真切的家书中了。一枚鸡蛋的价钱，一根冰棍的价钱，一张车票的价钱，都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书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显现在家具增添和日常用品的变化上。经过那些年代的人读这样的书信，会有突然回到过去的感觉，因为书信中的一切，如对物件的描摹，对生活气息的捕捉，对人与人之间说话方式的再现无不让人身临其境。历史在这种身临其境中徐徐而来，它再现于眼前，鲜活于当下。如此，时隔多年后，我们面对这样的书信就能够重新看到已经过去的历史，也能够从书信的真实中审视历史的真相。

人是要不断回头往后看的。往后看的目的是为了抬起头向前走得更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如此，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文化上的往后看是为了从文化起步的源头那里不断获取资源，历史上的往后看是为了以前代的事实为鉴。但文化和历史的叙述者们往往是大而化之的，是粗线条的，而且，如果是以某种立场出发的叙述又往往遮蔽另一立场的叙述，立场遮蔽立场，这就是历史叙述的弊端。而书信的叙述是细微的、具体的、生动的，它们也是血肉性质的，更加重要的是，它们是日常性的。

日常性往往被忽视，因为平凡，因为琐碎，也因为没有宏观的价值。但恰恰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太多的宏观叙述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真切感，忽略了人的在场性，使得人和事物在叙述的历史中失真的现象广泛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当在宏观的历史中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时，书信成了还原历史真相的最可靠材料，书信中真实的生活痕迹将历史中的真相持留了下来，历史在这种持留中依然鲜活而生动。

日常性也是在场性。在场，意味着人在当下的动态中，在这种动态中人的生命存在着，也就是说，人在此在中被确定为生命意义上的人。人在日常性中血肉饱满，生动蓬勃。其实，这是人在历史中最可贵的状态，但因为时间匆匆而过，人的这种状态会随时间而被遗忘被忽略。

亲人相隔，鸿书相叩。在几千里的距离中，牵挂与思念，担忧与愁肠尽显于信笺中，同时，欣喜与鼓舞，亲情与友情也都充盈于笔间。一页或几页家书中有对当时大事的记述，但更多的是家人的日常事。在日常事中，人们劳作着，苦恼着，也高兴着，憧憬着。人们在当下的生活中活得丰满，活得单纯。那么，从《遥远的桥》中就可以看出，人在日常性的生活中在一定的限度内自有自己的尊严与人性，大局可以改变人的处境，但人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中都有其活着的尊严和活着的目的，这也是人最可贵之处。书中的一家人从遥远的北京大都市到了甘肃偏远的山村，但这一家人很快与周围融为一体，他们在这样的地方与周围人和睦相处，与一物一景相依相存。这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状态，本来是苦难性的迁徙，但一家人将这种苦难化成了生活的日常性，从而在日常性中确立自身。确立自身就是安身立命，就是确定人的存在性，确定人的尊严感。它是人的历史，生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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