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我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初到莫高窟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什么人画的?这些洞窟最初是谁建立的?以后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她又是怎样湮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一千多年前的画工究竟是怎样一笔一笔创造出这样一片绚烂的佛国世界的?第275窟的那尊坐于双狮座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半裸上身,三珠宝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罗艺术的风格；第272窟赤足踩莲的胁侍菩萨面相丰圆,胸部夸张,这俨然是印度的造像艺术风格；第407窟的藻井图案是八瓣重层的大莲花,圆形莲花中心有三只旋转飞奔的兔子,这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我的心头。

所有种种,都在向我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间意义非同凡响,这里封存的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

第四章千年莫高窟

石窟艺术圣地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北有北山(马鬃山),南有南山(祁连山),是一个冲积而成的绿洲,由南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所造成。敦煌是个盆地,党河冲积扇带和疏勒河冲积平原,靠积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滋润,在这里形成了一块宝贵的沙漠绿洲,绿洲周围多戈壁和沙丘。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关于敦煌最早的神话出现于《山海经》,那里面讲:“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三青鸟在传说中是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栖息在三危山。三危山因西王母神话而具神奇色彩。现在的三危山景区位于敦煌东南,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危峙,所以叫“三危山”。

早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就已经有先民在敦煌地区活动了。两千多年前,汉王朝就在此设立了敦煌郡的行政建制。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得以全线贯通。汉唐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向东经过河西走廊可到长安、洛阳,继续向东延伸,可到朝鲜和日本；向西经过古代西域,翻过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经西亚,继续向西,还可远达地中海,到达南欧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北非的古埃及。所以,史书上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之地”。

敦煌总扼两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战略要地,伴随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一千年,东西方文明长期的荟萃交融,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的硕果。

敦煌历来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汉代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敦煌在两汉时期,曾接待过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咸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今费尔干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厕宾(今克什米尔)、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使节。汉末三国至唐宋,对于东来传教的西亚、中亚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从汉武帝起,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上在兰州以西,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中原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与此同时,汉王朝还对敦煌采取了开发边疆的措施,即从内地向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和敦煌移民。移民给敦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和灌溉技术,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和文化。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一前486年)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原始佛教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造像艺术。约公元前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发展起来,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运动,将佛陀变成神圣偶像。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佛和菩萨的偶像。公元前1世纪末,贵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兴起。早在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就曾经占领过这个地区,并使该地区濡染了希腊文化。贵霜王朝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逐渐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和北部的马图拉,首创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和马图拉佛教艺术,这两种佛教艺术对中国北方地区石窟寺的佛教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南梁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中记载了“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汉明帝梦见一个金人,便召集群臣来释梦,其中一位无所不知的大臣告诉他,这是西方的“佛”,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带时,恰逢摄摩腾尊者与竺法兰尊者从天竺国东来,于是蔡愔邀请两位尊者来大汉朝弘扬佛法。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起,用白马驮载大量佛经和佛像回到了洛阳。后来,为纪念白马驮经,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马寺”。这是关于佛教艺术传入最早的记载。西域地区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都保存有约公元3—4世纪的早期佛教遗迹和遗物。在今内蒙古、山东、江苏、四川等地,也发现了许多东汉魏晋时期的佛教艺术遗迹和遗物。

下期看点: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开凿在一面长长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但是因为风沙侵蚀,当年常书鸿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年久失修的莫高窟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莫高窟的艺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地区的文化而融汇成的多元文化艺术宝库。敦煌不仅是佛教艺术圣地,也是一部辉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围的绿洲营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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