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齐下 育人译书,一生不离《红与黑》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兼任女生指导罗玉君,别号玉君,性别女,年龄二十八岁；籍贯:四川省岳池县；学历: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到校时间:民国24年(1935年)十月一日；月俸:八十元。讲授:哲学概论,每周授课三小时；著作:《疯人心理研究》《妇女伦理史观》以上二书均用法文写成,在巴黎渔福书店出版；通讯处:青岛信号山路十七号”。

这是山大文史研究学者张洪刚给半岛全媒体记者提供的一份《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调查表》(山东省档案馆),记载了罗玉君的学历、经历、著作,到校时间等情况。

罗玉君在青岛的生活是平静的,她刚来青岛时,可能没有工作,张洪刚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罗玉君的女儿还小,就没有任职,直到1935年10月才任职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兼女生指导,讲授哲学概论,从1930年到1937年,国立山大中文系只有两位女讲师,第一位是方令孺,第二位就是罗玉君。”据《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刊载:“本大学鉴女生人数,较前增加,不可无人指导,爰聘罗玉君先生为讲师兼女生指导,文理学院新设哲学概论一学程,即由罗先生担任讲授。”

在国立山东大学期间,罗玉君一边教学,一边坚持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前面提到,罗玉君早在巴黎大学时,就与《红与黑》结缘。她为了文学预读心理分析学,听从乔治·杜马先生的建议,买来经典作家集版《红与黑》上下册开始阅读。“罗玉君读了一遍后,便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因当时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她只译了五六章,翻译工作就搁置了。1933年罗玉君到青岛后,又着手开始翻译《红与黑》”,张洪刚先生说。

在自序《评“红与黑”并忆翻译经过》中,罗玉君回忆说:“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结婚,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定居在绿油油的青岛后,我又才重理就业。那时我在山东大学教课之暇,总是临窗伏案,做这种翻译工作。不料七七事变起了,卢沟桥的炮声,不但毁灭了我们青岛理想的乐园,也打断了我的《红与黑》译本的繁华的梦幻。”

“罗玉君译完《红与黑》已是抗战后期,烽火燃遍半个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过了黄河侵犯山东,山东大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影响。11月,教育部令山东大学南迁,代理校长林济青组织全校师生从青岛撤退。此时罗玉君夫妇离开国立山东大学,她先后任成都华西大学、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起,罗玉君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洪刚先生说,抗战期间,罗玉君在迁徙流离中,一直把《红与黑》的译稿带在身边,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译完毕。1948年夏天,她又进行了全文的校对与部分的抄写。“今年暑假,成都多难。在米荒水灾之中,我一直与《红与黑》做着好朋友。每天写得腰酸,写得手软,写得朵朵的黑云,从我眼底飞来飞去。但是我决心要把这个难产的孩子哺育成人……我不敢说我的《红与黑》是名作名译。但是这译本的工作,经过了我的少女时期,少妇时期,它的年龄比我的长女还大三岁。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个纪程碑。因此我珍重这译本。”

1949年,一个叫罗玉君的女翻译家横空出世,她的《红与黑》由正中书局出版,至今仍不断出版,发行量多达数十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玉君在教学与文学研究之余,还翻译有大量作品,包括莫泊桑的《我们的心》,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魔沼》《小法岱特》《老祖母的故事》《话说橡树》,都德的《海上劳工》,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等。罗玉君的译著,文笔流畅,不少译文多次被选入大学教材。

1987年8月20日,罗玉君因脑溢血,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终年80岁。“教书、译书,这是我的两大事业,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罗玉君这样说过。曾经,她的足迹留在了国内外的多所高等学府,她的翻译文字走进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灵,而今,斯人已逝,她留给我们的,是对翻译的热爱和追求,这种精神力量远比文字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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