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古代，名人常遭遇方言困扰柳宗元广西为官身边得常配翻译

柳宗元

曾国藩

康有为梁启超

我国地大物博，方言众多，如果人与人间都用方言交流，难免“鸡同鸭讲”。在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古代，这一问题就相当严峻，虽然推行“官话”,但各地仍是差异巨大——例如当年南下广西的柳宗元，因为一口子山西老陈醋味儿的口音，不得不长聘翻译在侧。

柳宗元

一个时辰的案子靠翻译得审一天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城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正常用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

曾国藩

湘乡话口音难懂让下属备受煎熬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曾国藩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二人无话不谈，常常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是时下流行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么重。

康有为梁启超

“广味普通话”影响仕途皇帝跟他们沟通很费劲

清末有两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广东老乡普通话都不咋的，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

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向全国推广“正音书馆”,尤其是在福建、广东地区，要重点推广北京官话，也就是所谓的“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康梁二人生在此时，想必普通话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康梁恰恰生于晚清，此时以北京官话正音的问题早已被荒废。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都是珠三角地区，两地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两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徒，还是政治同盟，平时两人交流，用粤语酣畅淋漓。但二人走南闯北，传播先进思想，只能自学普通话，他们的“广味普通话”也是一大鲜明特色。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光绪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着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用翻译。这情景，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可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

这些还只是名人们的遭遇，普通小老百姓因为口音而遭遇的苦恼肯定更多。

据《厦门晚报》

【链接】

古代官方语言:唐宋皆以“洛阳音”为标准音

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语等不同称呼。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同时因政权变迁、定都不同、人口迁移等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从夏至清朝中后期，洛阳读书音一直为标准音。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在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东晋、南北朝以来，汉人回迁，中原洛阳又称为通用官方语言。

隋朝以金陵雅音和洛阳读书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以洛阳雅音为标准音。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后以元大都（北平）汉语语音——北平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

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旧为汉语主流标准语。到了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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