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审理程序机制之困惑与建议

近年来，广东张海“假立功”减刑、广西黎东明事件等多起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案例被曝光，引发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案件“暗箱操作”的司法腐败质疑，同时暴露出该类案件审理透明度不高、监督不严等问题。当前，如何将国家的减刑、假释政策落到实处，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达到改造罪犯、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就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机制的相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当前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困惑与质疑

（一）罪犯与被害人参与机制缺失

1.罪犯提请权缺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减刑、假释程序的启动主体仅限于刑罚执行机关，报谁不报谁由刑罚执行机关来决定，并没有赋予罪犯请求减刑、假释的权利，具有十分强烈的行政色彩。在减刑、假释审理过程当中，罪犯是审理结果的直接承担者，但整个减刑、假释程序从启动到裁定的全过程中，罪犯的利益并不能得到应有的程序性保障，缺失最重要的程序启动权与意见表达权，使得正当程序最核心的价值遭到忽略。

2.被害人参与权利缺失。目前被害人对于罪犯的减刑、假释参与权和发表意见权利的缺失，无法表达其利益诉求，不仅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使庭审缺乏对抗色彩而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罪犯的减刑、假释不能被理解，导致被害人心理伤害难以愈合，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甚至产生上访倾向。

（二）法院审理程序形式化倾向严重1.书面审理行政化。书面审理的一般流程为：刑罚执行机关将一批减刑、假释案件呈报给法院后，各承办法官按照书面材料逐个审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或假释规定，合议庭逐个合议罪犯是否可以减刑或假释，形成合议庭笔录，然后汇总该批次案件结果到刑罚执行机关的公共区域进行公示。最后各承办法官制作裁定书，公示结束后到刑罚执行机关集中宣判。整个审理流程没有罪犯或被害人的参与，没有法庭调查与辩论，也缺少检察机关监督。法院仅凭刑罚执行机关提交的没有争议的书面材料进行裁判，就只能得出与刑罚执行机关相同的结论，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行政性程序，裁定内容实际上在刑罚执行机关提出意见时就已基本“未审先定”了。

2.开庭审理形式化。目前各地在实践中减刑、假释开庭审理的基本程序为：庭前准备→宣布开庭→查明拟被减刑或假释罪犯身份、告知权利→刑罚执行机关宣读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法庭调查→出庭检察员发表检察意见→被减刑或假释罪犯最后陈述→宣布休庭，合议庭评议→作出裁定。整个庭审过程主要围绕着刑罚执行机关出示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进行，程序简化、诉讼目的基本统一、缺少被害人等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缺乏对抗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减刑、假释案件在裁判依据固定化情况下由承办人通过书面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

（三）裁定文书格式化严重

格式化的减刑、假释裁定文书主要是罗列罪名与刑期，说明罪犯的得分情况，简单陈述罪犯的客观改造情况，忽视了个案中每个罪犯的改造情况、心理状态不同的特点，缺少对罪犯认罪悔改的主观方面、财产刑履行情况等关键信息的详细说明，对作出的裁定结论也没有说理过程。

二、完善减刑、假释审理程序机制的建议

（一）设置混合启动程序，增加参与审理的主体

1.构建依刑罚执行机关职权启动减刑、假释建议程序为主和依罪犯申请启动减刑、假释建议为辅助的混合启动模式，赋予罪犯减刑、假释提请权。（1）依职权启动为主。刑罚执行机关作为罪犯的管理和考核执行机关，能够掌握罪犯最详细完备的数据，更能了解哪个罪犯可以减刑、假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以刑罚执行机关作为主要的减刑、假释程序启动者，即刑罚执行机关在准备程序中认为罪犯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应当依职权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建议。（2）依申请启动为辅。除了刑罚执行机关依职权启动外，如果罪犯认为自己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应当赋予罪犯直接向有关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申请的权利。可以设计罪犯启动减刑、假释程序步骤为：刑罚执行机关未依职权启动，但罪犯认为自己符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的，可向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考察申请，由刑罚执行机关考察合格后，再以刑罚执行机关名义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若罪犯的考察申请未通过，刑罚执行机关不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可向所在刑罚执行机关的上级部门申请复核，复核后仍决定不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接受检察院的审查，同时被害人也有权发表意见，但是否启动减刑、假释裁决程序的最终决定仍由法院作出。

2.增加被害人和律师参与审理，扩大审理开放性及透明度。（1）被害人参与。应当让被害人知晓给罪犯的减刑、假释不是对原判决的改变，而是基于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从而让被害人没有疑虑。为保障被害人权利，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理的可以书面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开庭审理的可以让被害人出庭参与庭审，并在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辩论等原则，由被害人发表意见，法庭听取并作为裁决结果的一项参考。（2）律师参与。在减刑、假释过程中，可以由罪犯本人或其近亲属申请聘请律师参与，特殊情况也可由法院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另外，律师帮助权的实现也使得庭审具有对抗性，既保证罪犯可以在审理程序中与检察院进行平等的对抗，也可以弥补其因为人身自由受限而导致的取证困难，避免庭审形式化。

（二）构建对抗审理模式下的减刑、假释审理程序

构建对抗式的审理程序是以罪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机关等主体的权利（权力）分化为基础构建，能够起到准确查明事实、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启动程序主体不同为前提，构建两种并行的庭审对抗模式：依职权提请对抗型模式和依申请提请对抗型模式。

1.依职权提请对抗型模式：（1）对抗方为刑罚执行机关和检察机关，罪犯作为刑罚执行机关依职权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一方，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同时与刑罚执行机关具有一致的程序参与目的，应享有相同的程序参与权利，处于辅助地位；（2）调查取证方面，举证责任应由刑罚执行机关承担。罪犯作为与刑罚执行机关同属一方诉讼地位的参与人应当给予其调查取证权，但作为服刑人员，其调查取证权必然受到监管的限制，因此罪犯在举证上是辅助刑罚执行机关的补充性证明责任。

2.依申请提请对抗型模式：（1）刑罚执行机关是没有独立程序主体资格的，该模式下的对抗方为罪犯和检察机关，罪犯享有独立的程序主体资格，在审理程序中应享有询问、举证质证、发表意见等一系列权利。（2）存在有不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证据，由检察机关负责收集举证，作为反对理由。刑罚执行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作为证人发表证言；罪犯举证方面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弥补其收集证据权利局限性的缺陷；（3）若存在检察机关对罪犯获得假释并无异议，但刑罚执行机关、被害人、社区居委会、同监罪犯等一方或多方参与人不同意罪犯假释的情况，此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实施司法监督权，该类案件具有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其以公益为目的作为假释裁决特别程序对抗主体的适格性。

（三）优化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主体构成，提高裁定文书质量

1.优化审判主体构成。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除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外，还涉及对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的生活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再对罪犯是否悔过、重新犯罪危险性、如何处理更为适宜的评估判断，需要法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同时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矫正学、生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出公正合理的裁断。法院应通过组织专业培训、开展实地调研等方式，促进法官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对工作经验的积累，进而培育更加专业型的减刑、假释办案法官。另外，为弥补办案法官可能存在的知识结构缺陷，建议优化减刑、假释案件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制度的优势，引进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参与合议庭，从而解决审理主体非专业化问题。

2.提高裁定文书质量。改变以往格式化的裁定书制作方式，特别是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列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罪犯本人的情况，应当增加列明各参与主体包括被害人、律师等的基本情况。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列出各方参与主体的意见，对举证质证过程有一个客观反映，查明案件事实，对证据进行认定。最后的说理部分要对各参与主体的意见、提起的程序、是否达到条件、是否为老病残犯、未成年犯、犯罪情节和类型等，个案不同情节是否符合标准等情况都应分别依据法律规定做出评价和判断，充分说理，做到每一件减刑、假释裁定文书都有理有据，让罪犯和公众信服。

(刘芙桢，女，法律学士，贵港市人大常委会法制研究中心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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