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半岛记者黄靖斐
2018年度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日前揭晓,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林少华荣获该奖项,颁奖礼将在11月举行。这也是继2008年文洁若之后又一位中国翻译家获此殊荣。10月29日,林少华在莫奈花园咖啡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作为“翻译匠”获得此奖,很大一部分是对自己整个翻译生涯的肯定。而在未来,他打算把翻译放一放,想做得更大一点,过渡成小说家,“我一直很喜欢钱钟书的《围城》,钱钟书能把民国时期的教授写得栩栩如生、力透纸背,我为什么不能把现代的教授生活写出来呢?”
荣获奖项
村上已成为文化符号
记者:获日“外务大臣奖”,是针对您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吗?
林少华:2008年,同样以翻译身份获奖的是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她翻译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相隔十年,有幸获得这一奖项的我,正巧也是做翻译。这个奖项也是对我整个翻译生涯的肯定。我翻译了日本很多作家的经典名作,比如井上靖、川端康成、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的代表作,总共有80多本,村上春树的就占了一半,42本,也囊括了村上所有主要作品。仅仅村上作品系列,2001年以来新世纪、译文出版社(不算广西漓江出版社)就发行了1100万册,一般认为一本书有4位读者阅读,通过我的翻译接触村上作品的中国读者,就有4000万上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比我适合得这个奖的人在中国多了去了,教日语比我好、时间长的不在少数。不管怎么样,文化交流总不应该中断,尤其村上春树的翻译作品持续长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村上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因而我对村上的翻译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曾经困惑
为中国文学提供启示
记者:您对中国作家、文坛的现状有没有更多关注?
林少华:我在翻译村上春树的时候,尤其是《挪威的森林》《刺杀骑士团长》时,看到它们在中国如此走红、畅销,我当然高兴,但高兴之余也有几分寂寞,为什么我们中国作家就没有像村上这样被介绍到日本而且如此走红的作家呢?
三四年前我在广州跟作家陈希我对谈,他有过日本留学经验,他回答说:故事好编,难的是故事的调调,以及由这种调调形成的特殊的艺术氛围,这个调调拿捏不出来。我就奇怪,中国作家完全不缺少才华,我们毕竟是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的后代,为什么拿捏不出来呢?他认为,这种调调也是村上春树文学价值所在,村上的文学不是以故事取胜。单纯编故事,莫言绝对不在村上之下,而且量还比他多。村上取胜的,是以作品的韵味见长。所谓调调,就是一种文体,一种语言风格,一种审美感觉。我作为翻译,我的贡献不在于传达了村上的故事,而是再现了村上讲故事的调调,传达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这样就有可能为中国文学语言进一步文学表达提供了一种启示性、可能性。
未来计划
想写教授生活的小说
记者:您未来的翻译有哪些计划?
林少华:我这个年纪,还有什么未来?来日无多,基本上是苟延残喘,但再来日无多总还会有点想法。总的来说,除了村上春树和让我感到特别技痒的名家作品外,翻译方面,现在打算放一放。
傅雷说翻译是“舌人”,鹦鹉学舌,说得太好还是个传声筒。我还是想往创作上过渡,有意无意地写了很多报纸专栏,近十年来每周一篇散文随笔,五六百篇文章集成了四五本书。下一步想做得更大一点。
我一直很喜欢钱钟书的《围城》,钱钟书能把民国时期的教授写得栩栩如生、力透纸背,我为什么不能把现代的教授生活写出来呢?我已经当了这么多年教授,生活积累足够。后来我又有些气馁,小说的写作难度很高。杨志军曾经鼓励我写小说,他认为写小说很简单,他的小说脑袋是天生的。我就未必,还在纠结,实在不行我就写点类似《瓦尔登湖》的书。
记者:退休之后,您会积极参加各种中日交流活动吗?
林少华:我是个书斋型的人,大体上是个自甘寂寞的人,孤独自守的人,或者说只对自己心灵感受感兴趣的人,进一步说是比较自恋的人,我跟村上春树应该是“一路货色”,只对自己感兴趣,所以我对他的作品翻译比较得心应手。
我这辈子除了热爱书,就是爱树,在乡下老家有个一亩方圆的院落,种了大约一百多棵树,房前屋后,种花种树,早上起来,看着牵牛花顶着露珠,觉得这真是奇妙,看着花能看五分钟十分钟之久,传统中国文人都有这种田园爱好。尤其我,当过一次农民,就永远是农民,以前是体力上的农民,现在是精神上的农民,文化意义上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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