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击毁中国民航客机“桂林号”

1938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这一年的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2客机“桂林号”由香港启德机场出发，执飞香港—广西梧州—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泛美航空承包营运，整个航程约1210公里。机上载有14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飞行员美国人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

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伍兹发现8架日本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伍兹知道中日正在交战，判断日机肯定是来者不善，打算驾机进入云层躲避。但日机紧追而来，直接向“桂林号”开火，飞机被击中要害，伍兹不得不紧急俯冲降低高度，将“桂林号”迫降于广东中山县张家边九顷围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即向外拍电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致使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 “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反复扫射20余次，直至“桂林号”沉没后才飞走。

机上人员中仅有飞行员伍兹、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一位名叫楼兆念的男乘客幸存，其余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一名妇人和她2岁的孩子，“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该次空难被视为民航史上首次客机被军机击毁，史称“桂林号事件”。

“桂林号”客机具有中美合资的商业性质，其本身并非武装性设备，机上所载人员亦非兵士。军用飞机向民航客机开火，是日本首创，招致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

导致“桂林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日军打算行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截获了日军谍报，电文破译出来的时候，孙科正要登机，最后搭乘了另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孙科的性命因为第二厅破译这份情报而保住了，但飞机照常起飞后其他司乘人员却全部遇难。邹韬奋在《全民抗战》发文揭露日军暴行的直接目的：“有计划地破坏中国航空交通，有计划地屠杀中国平民，有计划地损害第三国利益。 ”

日军的暴行无异增添了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战情绪，也更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其行为的反感，美国当即以日本攻击民机，致死非战斗人员、危害美籍机组成员生命、毁坏与美国有关财产为由，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自知理亏的日本政府含糊其词，没有回应。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讲，每一架飞机都很宝贵，哪怕是 “桂林号”这样一架被打烂的飞机也不能放弃。中国航空公司将“桂林号”打捞修复后，更名为“重庆号”，继续运营。 徐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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