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口罩 也是“戴”上良心

广西师大出版社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不定期地在推送二条位置发布一些有关“防疫”的文章，它们大多来自于我们的作者或者是图书，有的是医学知识的科普，有的是来自于医生的防护建议。希望它们能够帮助大家，解除焦虑，增加专业知识，同样也祝愿我们这个特别的栏目可以早日退休。

防疫阅读 ①

戴上口罩，也是“戴”上良心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根据官方预防应对指导，“出门戴口罩”被列在第一条，口罩成为当前最畅销物品，线上线下几度售罄。“戴口罩”在当下，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对公众的责任。

尤拉·比斯在《免疫》一书的其中一个章节写到关于疫苗接种和良心拷问的权衡，讨论了类似的个体责任与公众责任的关系：

通过接种产生的免疫力所带来的慈悲善行之一，是让一小部分人能够放弃接种却不会置他们自己或者他人于极大的险境中。但这小部分人的准确数目则和具体疾病、相关疫苗以及影响人数都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超越了阈值，造成了不良后果之后才能知道阈值在哪里。所以，那些良心抗拒者（即出于“良心”考虑的拒绝接种者，后文有详述）实际上正处于可能会引发疫情的险境。我们的法规准许一部分人因为健康、宗教或者哲学的原因不必接种。但是我们该不该让自己成为那一小部分人这个问题，却的的确确是一个要凭良心回答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在于标准的双重性，即只给你自己保留特别豁免的权利。”

相较于接种一些疫苗可能面临的风险，戴口罩是成本极低的行为，作为当前应对疫情的预防措施，希望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执行，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下文节选自《免疫》：

“直接而迫在眉睫的危险” 这个概念，在流行病肆虐的时期曾被用来为强制性接种辩护。而在现今主要与战争相关的“由于道德或宗教原因而拒服役者”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那些拒绝接种的人。英国曾在1853年推行《强制接种法案》，要求所有新生儿都必须接种疫苗，这项法令遭到大众的广泛抵制。后续法令规定，抵抗接种者可以被多次罚款，于是那些付不起罚金的人要么财产被没收和拍卖，要么人被投入监狱。到了1898年，政府给法令增添了一项允许父母申请豁免接种的良心条款。条款定义比较模糊不清，仅仅要求反对者的理由能“说服”法官，证明他是出于良心。该条款引出了上千起良心反对的案件，在某些地区甚至绝大部分的新生儿都借此条款免于接种，同时，它也引发了“良心具体是指什么”的辩论。

早在良心反对被写入法律条文之前，拒绝接种者就已经用它来区分自己和那些因为疏忽渎职而没有给子女接种的父母。“良心”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不接种是由关心孩子的家长在思量过后做出的决定。良心反对者争辩说，良心不能也不应该被法官评估，而法官们自己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该不该要求证据来证明良心的存在。最终，“说服”这个词被从良心条款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备忘录，清晰指出反对者必须持有诚实的信念，坚信接种会给她的孩子造成伤害，但是她的信念不需要是合理有据的。在辩论法律时，议员们能确定的是，良心是很难被界定和定义的。

美国从来没有推行过联邦政府级别的强制接种法律。在20世纪早期，有些州有强制性法规，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都不强求接种，有部分州甚至还有反对强制接种的法律。一些学区会要求儿童在接种后才能去公立学校上学，这一点和现在一样，但这个要求常常被执行得很活泛。比如说，在宾夕法尼亚州格林维尔市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入学儿童都有医疗豁免让他们免于接种。

那时候唯一推荐的疫苗是天花疫苗，但是该疫苗有严重的副作用，而且常常被细菌污染。在世纪更迭的时候，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新型天花，现在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轻型天花”(或“类天花”)，它大约会导致1%的感染者死亡，而重型天花的致死率通常是30%。因为被这种新型天花杀死的人变少了，本是无组织的疫苗反对者开始组织起来，发展成由社会活动家罗拉·利特领导的反疫苗运动，利特呼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做你自己的医生。管你自己的事。”在某些地区，暴徒用武力驱赶接种者。记者阿瑟·艾伦写道：“接种暴乱随处可见。”

在“免疫力”一词被使用在疾病这一语境中之前，这个词主要出现在法律文书中，被用于描述豁免对政府的服务或义务。这个词在表示 “不用服务”之外 ，逐渐开始具有“不会染病”的意思，这是在19世纪末期政府开始强制接种之后的事。而词意交汇碰撞之处，是不接受对疾病的免疫力这种选择，恰恰是由当年的良心法案让人们不用依从政府的这种豁免权赋予的。而让自己对疾病不具抵抗力的举动，在今时今日也依然是一种法律特权。

先不谈词典定义，拥有良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现在的我们可能不比1898年的人懂的更多。我们能识别什么算是没良心——我们会说“她真没良心”，但确切说起来她没有的是什么？我拿这个问题问了我姐姐，她在耶稣会大学教授伦理学，同时还是北美康德学会的会员。“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她回答我说，“在18世纪康德写过，我们有义务去检视自己的良心。这暗示着良心不是透明的，它必须被仔细审视和小心破译。康德认为良心是内在的法官，因此使用法庭的比喻来解释它的运作。在良心的法庭中，自己既是法官也是被审判者。”

通过接种产生的免疫力所带来的慈悲善行之一，是让一小部分人能够放弃接种却不会置他们自己或者他人于极大的险境中。但这小部分人的准确数目——让群体免疫力失去效果、疾病风险显著增加、不管接种不接种都有风险的人数的阈值——则和具体疾病、相关疫苗以及影响人数都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超越了阈值，造成了不良后果之后才能知道阈值在哪里。所以，那些良心抗拒者实际上正处于可能会引发疫情的险境。我们的法规准许一部分人因为健康、宗教或者哲学的原因不必接种。但是我们该不该让自己成为那一小部分人这个问题，却的的确确是一个要凭良心回答的问题。

在《疫苗之书》中名为《给你的孩子接种是你的社会责任吗？》的章节中，鲍勃医生发问：“我们能指责父母将自己子女的健康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行为吗？”这本来是个反问句，但鲍勃医生的默认答案却不是我心中的回答。在该书的另一章节中，鲍勃医生向那些害怕麻风腮疫苗的父母传授如下建议：“我同时还警告他们不要将自己对疫苗的担忧讲给邻居听，因为如果有太多的人不接种麻风腮疫苗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升高。”

我不需要去询问伦理学家都能看出来这里有些什么不对劲。但是我姐姐一言挑明了我的不适感：“这里的问题在于标准的双重性，即只给你自己保留特别豁免的权利。”这让她想起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一种思维方式：设想一下，你不知道你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境地——富有、贫穷、受教育、有保险、没有医疗服务、婴儿、成人、免疫系统健康等，不一而足——但是你会意识到各色人等各有各的需求。在那种情况下，你想要的政策，是无论你处于哪种境地都能受到平等对待的政策。

“想象一下依赖关系，”我姐姐建议说，“你不拥有你自己的身体——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的身体不是独立的。我们身体的健康从来都依赖于其他人所做的选择。”

她在这里暂时停顿，搜索合适的词语，这不像平素伶牙俐齿的她。“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谈论这个话题，”她坦承，“重点在于，独立性只是个幻觉。”《免疫》

著者：[美]尤拉·比斯

译者：彭茂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三十篇文笔优雅、思想深入的文章构成，作者尤拉·比斯新为人母时，这个全新角色使得她陷入了妈妈们常有的一种焦虑当中：对政府和医疗机构无法完全信任，担心孩子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用的床垫、吃的药以及使用的疫苗中究竟是什么……她发觉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对这个世界免疫”的，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的调研，而本书则是她研究内容的集结，本质上，也是与新父母们，以及社会大众的诚恳交谈——谈信任问题，谈取舍问题，谈科学的可贵，以及人们有时候的急功冒进。

转载自小阅读Random

原标题：《防疫阅读①丨戴上口罩，也是“戴”上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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