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挎包
韦红艳,36岁,广西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护理组第四组组长、广西脑科医院骨科护士,从医17年。以下是她的自述。
2020年是我本命年,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本命年的开头,是这么的特别。
疫情发生以来,我时刻关注着,也希望能有机会去到湖北支援。2月16日,我终于等到了医院下发的支援武汉一线的报名通知,我立即报名。2月19日,当我在医院举行的出征仪式上接过鲜红的队旗时,我知道战役打响了。
到那之后,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我们成立了许多个护理小组,而我很荣幸成为护理小组第四组的组长,管理着11名队员,负责的是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新成立的发热十一区的救护工作。
新的环境,新的同事,一切都是新的挑战。
当了小组长,我给自己立下了个目标:必须确保本组人员的安全,让她们做到零感染。为此,我变得啰唆起来,叮嘱组员们做好防护,叮嘱组员们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等。至今,我很开心守住了我的目标。
在武汉的第三天,我还迎来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由于防护服没有口袋,在工作之余,我还特意为小组每一个成员制作了一个小挎包,放一些经常要用的小物品,还在包上写着“武汉!我们与你同在”,鼓励一下患者和自己。
2月25日,是我的第一个班。我跟组员们一起穿上了防护服到病房时,看到不少组员因活动导致体温升高,护目镜起雾等,再加上戴了三层手套,操作增加了难度,出现了紧张的情况,以及对陌生病房因不熟悉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第一次走进病房,虽然我也紧张,但我意识到,我必须冷静下来。于是我指挥她们两两配合,协助完成工作,减轻了她们的压力,大家也度过了不适期。
除了组员,另外让我倍感压力的就是患者。
当接触到患者的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尤其是一些高龄患者更特别需要关怀,他们因没有家属的陪伴而失落,甚至会拒绝治疗。我照顾的患者里有一名94岁的老爷爷,他因没有家属的陪伴而失落。但他仍很坚强,即使行动不便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有时还拒绝我的帮助。面对这种情况,我经常去找老爷爷聊天,陪着他,打开了他的心结。从后来的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拒绝我们的原因,是他害怕我们医护人员也受到感染,每次想起这个,我都觉得十分感动。
而我这段时间,每天需要在病房里工作6个小时。辛苦是真的辛苦,但是每当看到一个个患者出院,又会觉得特别欣慰。3月16日,我接到通知,我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是最后10家负责“收尾工作”的医院之一,对我来说,早已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疫情不结束,战斗不停息……
本报记者 周仟仟整理
(照片由韦红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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