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史料与史论的“三结合” 评《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

很早就知道钟世华在编纂《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是因为他曾托我帮忙查找一篇文章——上官艾明写的《论百鸟衣》，原文刊发在《南师校刊》1956年的五六月号合刊上。由于刊物太过小众，发行覆盖面有限，查找起来颇为不易。知道我曾在南京读过几年书，他便托我帮忙查查看。后来在一位小师弟的帮助下，顺利查到了这篇文章，并转给了世华兄。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世华兄的严谨、扎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华兄是一位诗人，同时也做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一般来说，研究当代文学往往会因为研究对象缺乏“历史感”，以及研究者本人缺乏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而被认为“不扎实”和“没有学问”。这当然是一种偏见，毋庸多言。以世华兄编纂《韦其麟研究》的学术实践而言，他的严肃认真、扎实勤奋，都无可挑剔。而当看到这本《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时，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所做的并不仅仅是韦其麟研究资料的编纂工作，而是在主持编纂一整套“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80后”学者做史料研究的为数不少，已经因史料研究而崭露头角的也颇有一些，但有如此宏阔的视野和魄力来策划并主持编纂一套史料书系者却是屈指可数的。

由于目前只看到《韦其麟研究》这一本，因而无法对这套“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做整体上的评述，但就这本由钟世华本人编选的《韦其麟研究》来看，我以为已经做到了史识、史料和史论的有机结合，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编纂此类研究资料首先考验的就是编者的史识，也就是编者的学术眼光和见识，这会直接影响到研究资料的学术水准。所以，可靠的研究资料一般都是由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来负责编选的。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要有价值，二是围绕研究对象所选择的相关史料也要有价值。这套“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是以个体作家研究专集的形式进行编纂的，入选的作家都是当代广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坛上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作家。编纂他们的研究专集，不仅为广西的当代文学研究，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留存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具体到壮族诗人韦其麟，他不仅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方重镇，而且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毫无疑问，《韦其麟研究》的编纂是一项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工作。而具体到编选工作的细部，我以为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借鉴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以及“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等比较成熟的史料书系的编辑体例的基础上，《韦其麟研究》从研究综述到诗人的访谈、自述、印象再到文论以及创作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等方面遴选史料编辑成书，从而保存了一份关于韦其麟其人、其创作以及相关研究状况的详实可靠的完整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而钟世华本人曾发表过多篇关于韦其麟的研究论文，是不折不扣的韦其麟研究专家，这也使得他在遴选史料时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品位与学术眼光。

考察这类研究资料的史料价值，除去看遴选入集的文献是否由编选者的史识作为支撑来保证其具有较高的学术品格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看内中提供了多少“新史料”或“稀见史料”，因为这可以反映出编选者搜集整理史料的“真功夫”。寻常史料当然也有价值，但一本史料汇编如果所收录的尽是寻常史料，总觉得太“水”了些。翻阅本书可见，世华兄在史料搜集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在此书的“后记”中，他透露了一些搜集史料的甘苦，包括境外研究资料的查找、版权交涉以及翻译，还有在1956年5月5日《新武大》上发现韦其麟的佚作《献给年轻的伙伴们》的“奇遇”等等。而韦其麟本人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了对这本书稿的评价：“在本书稿的编著过程中，我深感他对工作的热情深入，严谨认真，细致小心，这是我所不及的。特别是他做的作品索引、著作系年、研究资料索引等几个附录，不少资料是我从不知道的，他搜集到了；一些连我自己都忘得精光的资料，他也发现了。”由此可见，在“新史料”或“稀见史料”的发掘方面，《韦其麟研究》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当年傅斯年先生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原则，虽然是就考古学而言的，但史料的搜集整理严格说来其实也是一种“知识考古”，因而这一原则是同样适用的。《韦其麟研究》的编纂可谓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

当然，史料的搜集整理虽然非常重要，但毕竟是基础性的工作。史料是为研究服务的，只有服务于研究，史料才能“活”起来，否则就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符号。在搜集整理韦其麟相关史料的过程中，钟世华已经陆续发表了《壮族身份认同中的民族寻根与文化守护——韦其麟诗歌研究之一》（《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以及《论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江汉学术》2019年第5期）等学术论文，并且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这意味着他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史料搜集整理，而上升到了“史论”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其麟研究》的编纂对于钟世华而言，已经兼顾到了史料工作的两端，即整理和研究，并且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史料的整理为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而研究又翻过来为史料整理工作进行指导，从而提升了史料整理工作的水平。因此，《韦其麟研究》不仅在史料价值方面值得肯定，而编纂这一资料集的学术实践本身也是不乏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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