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根本之策

方朗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联合发布的调研成果显示，我国农民工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农民工幸福感最低的城市为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泉州缘何能成为农民工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分析，泉州的城市环境及经济发展可能更适于农民工生活，社会经济竞争并不过于剧烈，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同时在学习和发展层面，该市给予农民工的机会可能更多。

幸福是一种感觉，是心灵深处微妙的感受，但幸福首先得有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困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当然，单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其所处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价值观念、教育程度、民主权利、参与机会、个性特征、人际关系和未来预期等。城市对许多农民工来说，只是一个“漂泊”之地，而非“归宿”之地。户籍制度的限制，居高不下的房价，孩子的入学问题，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缺乏，还有许多他们难以享受到的权利与义务等，诸多的不平等，使他们对城市难以有一种归属感。离开了归属感，幸福感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幸福感始终不在城市，不然每到年末，在中国何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春运再拥挤、运输条件再差，也挡不住中国人回家的脚步。对于农民工来说，家乡才是他们幸福感的根源。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达2.5亿。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城市是他们通向幸福的大门吗？未必。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乡村基础，推动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根本途径。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城镇化建设，以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推动城镇化、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之间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共同致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走向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而许多欧美发达国家近50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是以大批城市工业、居民从大城市中心迁往市郊和农村地带，从而形成以政治、金融、文化为中心的大城市和以工业为中心的中小城镇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二元结构。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加速城镇产业的聚集至关重要，它可形成对外围村居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农民工远走他乡淘金，是城乡收入不均衡的结果。而农村劳动大军在城市与乡村以及各个城市之间的无序摆动，不仅导致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同时，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村劳动力无法长期在大城市生存，也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改变不了乡镇依然落后的现状。

近年来，贵港市的江南工业园区、桂平长安工业园区、平南临江工业园区等一批工业集聚区的崛起，有效地安置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感也随之提高。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中小城镇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就地吸收农村劳动人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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