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难忘的春节

本报记者  唐念

春节临近，年味越来越浓。大街上不少摊位已开始摆上各式各样的春联、年画、利是封，超市里的年货琳琅满目，商场里飘扬着喜气洋洋的拜年歌。

由于时空的差异，每个人对春节的感受都不一样。记者近日随机采访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人，聆听他们的春节记忆与故事。

桃酥就是童年的味道

说到年味，港北区新闻中心的滕斯斯想起了鲁迅先生《祝福》里的一段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种春节将近的景象，体现着浓浓的年味，令人神往。

“好怀念小时侯，那欢天喜地的年。”80后的滕斯斯说，一件漂亮的碎花新衣，香味弥漫街区的炒货，除夕彻夜的声声爆竹，还有那用黄油纸包裹着的脆香无比的桃酥，是她最温暖的春节记忆。

“大约7岁那年，爸爸用置办年货剩下的一点钱给我们姐妹俩买了一包桃酥。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桃酥，没有果仁，就是一块简单的长条酥饼，但入口酥香松脆，我觉得比现在的蛋糕还要好吃。爸爸买的桃酥很少，我们都舍不得多吃。吃到最后，我把剩下的碎渣用黄油纸卷着，小心翼翼地，统统倒进嘴巴里，然后美滋滋地嚼着……桃酥对我来说，就是童年的味道。”滕斯斯说。

帮乡亲们写春联

“过年帮乡亲们写春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市文联副主席、书法家陈友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年的喜庆就从红红火火的春联中弥漫开来，一副副火红的春联，营造了吉祥、欢乐、喜庆的气氛，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希望。

说起自己手写春联的历史，陈友林说至少有30年了。“那时还没有卖春联的,村里人家的春联，几乎都是出自我的伯伯之手,而且从来分文不收。”陈友林说，他的两位伯伯都是当老师的,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总是乐此不疲地帮乡亲们写春联。伯伯们去世后，陈友林就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每年义务给村里的父老乡亲写春联。乡下把写春联看得很隆重，写字的人也很受尊敬。那个时候，被人请来写对联，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每每有这样的差事，他都会美滋滋地答应，尽快替人写好。

陈友林也曾到卖春联的摊位去看过，但看着那些印刷出来的春联，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春联，不但缺乏个性，还会让年轻人忘掉优秀的文化传统。”陈友林说，现在很多人把写春联慢慢地淡化了，传统文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对联包含着很多文化和情感的东西在里边，有鼓舞人心的，有气势磅礴的，有斗志昂扬的。”陈友林说，如今大家一般到集市或商店里去买印刷品，金黄的大字,看着也气派,可是家家户户贴的都一样，不是福就是财，了无趣味,再也没有小时候写春联、贴春联那份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了，贴春联成了例行公事。

穿新衣看大戏

“我们那个年代，过年能穿新衣、看大戏，是最幸福的事情。”陈红芬一边织毛线，一边回忆儿时过年的情景。陈红芬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黄练镇的一个车缝社家庭，那时，黄练还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所以能穿一件新衣裳过年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出生在车缝社的家庭，陈红芬的衣服总是最干净、最好看的，经常引来别人羡慕的眼光。陈红芬说，年前大家都赶着做新衣裳，大人剪裁，孩子们就帮着钉扣子。有一年，母亲给她做的新衣裳还没来得及穿，晾在外头被人偷了，陈红芬到处去找，左邻右里都问遍了也没找到，害得她心情沮丧，两天吃不下饭。

年三十晚，大人杀鸡宰鸭，陈红芬就帮忙包粽子，蒸发糕。大人们将一分一分的硬币包成一筒，一筒10个，一个孩子一筒，别提有多高兴了。陈红芬说，以前过年都是自己找乐趣，跟儿时的伙伴一起跳绳、抛石子，男孩子则最喜欢放鞭炮。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看春晚就谈不上了，但是可以看大戏，大戏是文工团组织的，不用花钱，所以大伙儿早早就端着板凳去占位置了。有一些人家，要走很远很远的山路来看大戏。正月里还可以看电影，5分钱一张票。压岁钱多的孩子就用压岁钱来买电影票，没有压岁钱或压岁钱很少的，只能在外边侧着耳朵听……

盼望儿女常回家

春节回家过年的传统多少年都不曾改变，可就在万家团聚、阖家欢乐的时刻，对于一些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而言，过年却成了他们的心病。子女因为工作繁忙、路途遥远等原因无法回来过年，老人们感受更多的是冷清、孤单以及对儿女们的思念。

68岁的梁玉梅家住港北区贵城街道石羊塘社区，丈夫去世6年多了，两个女儿都嫁到外地，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在湖南上班。眼看要过春节，前几天，两个女儿寄回了将近1万元钱，小儿子也给她寄来了钱和新衣裳。孩子们想把她接到身边过年，可梁玉梅说：“近几年来身体很不好，坐不了长途车，再说那边的气候也不适应，没有我们贵港暖和。”

记者见到她时，梁玉梅身上正穿着儿女们买给她的新衣服，脚上穿着红袜子，满身喜庆，可提起过年，老人却神色黯然地说：“其实我需要的不是钱，我只是想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这么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年三十晚上，屋外放着鞭炮，我眼睛都不敢离开电视，电视里热热闹闹。我特别怀念孩子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多依赖你啊，虽然生活过得紧张，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多温暖啊。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工作忙、路途远，我也不强求什么，就是想全家人能一起热闹两天。”言语间，梁玉梅充满了对团聚的期盼，“好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外孙们就抢着给我打电话拜年，那一刻，我感觉很幸福。”

大灾之年吃野菜

谭加进，今年81岁，覃塘区樟木乡大旗村人。“以前过春节跟现在可是天壤之别。”谭老很健谈，和记者拉起了家常。谭老说，这几年党的政策就是好，种地不纳“皇粮”还发补贴，学生上学不用学费，看病有新型合作医疗，出去打工能挣钱，特别是60岁的老人每月能领55元钱的养老金，“你看，这就是我昨天叫儿子去银行取的钱。”谭老拿着儿子刚从农村信用社取出来的一年养老金660元钱对记者说，“去年两个儿子都靠打工挣钱盖起了新房，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现在是有吃有喝，有酒有菜，穿衣新鲜暖和，老百姓这日子过得就是幸福！比起解放前，真是太好了。我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日子。在旧社会，穷人做牛做马，还吃不饱穿不暖，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1942年大灾荒，腊月里连续下了近半个月的雨，年三十家里没有吃的，我父亲领着我们几兄弟到野地里、到山上找野菜，当时我们捡回了一筐野菜，拿回来洗净煮着吃，就这样过了春节。”

“在旧社会，受冻挨饿是常有的事。”谭老说，在那个年代，过年过节谁家要是能吃上白米饭，那算是不错的了，遇到灾荒年，卖儿卖女是常事，穷人没有尊严，没有活路。

好年景遭遇土匪

赵永强，今年83岁，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育民乡曹家村一户贫农家庭，1947年入伍后，随军南下来到广西贵县。回忆起解放前过春节，赵老感慨颇多，“那时候太穷了，过年要是能吃上高粱米饭、马铃薯煮酸菜汤，算是比较好的家庭了。”赵永强说，父亲在世时，每年都租种地主家十亩地，还做一点小买卖，生活还算可以，有时过节还能吃上猪肉。

赵永强7岁那年，父亲做买卖收入比往年好，家里还养了两头猪，本来是个好年景，可在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时，他发现不但馅里没有肉，放的白菜也很少。包着包着，父母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大年三十，本应又乐又笑，怎么哭了呢？赵永强想，家里一定出事了。后来他母亲说，春节前几天，他父亲借本村一户姓王的财主家一驾马车，去西草甸子拉运刚收割不久的茅草柴，王家还派了一个族人赶车帮忙，不料运柴回来途中，被“胡子”把马和赶车人绑了去。土匪捎信，索要钱财，过期不送，就对人质动刑，先割耳朵，再不送钱，就砍手指头，如果报告官府，还会处死人质。“因为人是帮我们家做事被绑的，我们得出钱救人。”赵永强说，出事后，父亲就把家里的两头猪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卖了，但是还不够土匪索要钱数的一半。王家财主知道赵家尽了责任，再也拿不出什么了，加上害怕人质出事，就把余数补够送给了土匪。

经过这件事情，赵永强家里变得更穷了。他母亲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因为没钱医治，落下了病根，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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