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贵港的遗踪

清人陈璚补书“东湖”石刻，脉承苏东坡书法的丰腴、豪放风格。今日东湖一角。城西南涧旧地，如今仅剩门牌名称“南涧井巷”。西江桥外江边，南涧井残留水系注入郁江。文/图杨旭乐

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一生多遭困顿，仕途几经沉浮。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三年后，年逾花甲的苏东坡再次被宋廷的一纸圣旨谪迁极南端的海外孤岛——海南儋州，其胞弟苏辙则被谪迁广东雷州。

迂道浔贵过境

苏东坡一行由惠州赴儋州的线路是从梧州至郁林州，由郁林州到廉州，再由廉州到雷州。这一行程线路在苏东坡文集中仅遗留有两诗简略叙记，一是《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二是《和陶止酒诗》序言，“丁丑岁，予谪。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

苏东坡携幼子苏过从惠州出发，抵达梧州时，得知胞弟苏辙尚在藤州，乃计划由梧到藤，再与苏辙共赴雷州，最后再渡海到儋州。二苏相逢于藤州山谷间后，下一站的行迹向有异说，一说从藤州向西溯郁水，过龚州、浔州抵贵州（即今贵港），再由陆路到郁林州，顺南流江下廉州，至雷州。另一说是从藤州直接往南，溯北流江及南流江到廉州，至雷州。

清同治《浔州府志》主纂王俊臣，撰有《东坡自藤来浔访梁诏说》记于府志：“……东坡追及子由，由藤而郁，而雷州，而海南，不必由浔，其来浔也殆迂道欤，时周茂叔适馆程大中公家，明道、伊川从受学读书，浔属之畅岩，即龚州也，茂叔二子……枉道过浔先访茂叔而后及梁诏也……。《和陶止酒诗》并云，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所以梁诏亦使二子往谒……东坡与子由，由藤而浔，而郁，而雷州，而海南，水陆并进，浔州上通郁林，东坡访周茂叔后，遂接访梁诏，一路顺程……”

为清光绪《贵县志》作序的陈璚，则著有《东坡先生至贵县辩疑》一文载于《贵县志》：“……读先生《和陶止酒诗》引，……先生追子由，遇于藤。与同卧起，仆仆水程山驿间两旬有余，至雷实六月五日，是先生五月十一日由藤启节，六月初五日始抵雷州，夫由藤至郁不过五日程，由郁至廉，由廉至雷，均不过五日程，合计半月可达，何得迟至两旬有余？其纡道而行也必矣……由藤溯流而上，访茂叔于浔，浔与贵毗连，先生闻梁孝子名，因至贵访之，遂由陆路赴郁，所谓水程山驿也，中间辗转延两旬有余，至于雷，虽纡道仍顺道，志不虚也，考据家何但计途不计日耶？何但计水不计山耶？”

苏东坡一行从藤州溯江而上，慕名游访周敦颐、程颐及程颢在平南畅岩读书讲学诸遗迹后，遂由浔州抵达贵州城外的东湖边，拜访以孝迹而闻名岭南的孝子梁诏，这是苏东坡由藤州绕道浔贵的最终目的。

探访孝子梁诏

清光绪《贵县志》记载：“梁诏，少孤，事母孝举孝廉，元丰中任广东提刑司干官，母卒，庐墓建罔极亭，手莳松柏久之成林，有甘露降于树，芝草生庭侧，苏轼自海外归，闻其孝行，枉道见之，名林曰瑞林，改题亭曰甘露，诏命二子谒轼，轼勉以力学，以薰风二字署其读书处。”

宋代贵州人梁诏，元丰年间任广东刑狱的最高长官，在粤任期内遇母亡故，梁诏便辞官返乡，守墓表孝。有一日，其种植在母墓旁的松树上，忽有甘露著其上，点点如珠，人称为孝思所感召。后来谪贬海南的苏东坡，特地由藤县迂道过浔到贵县访梁孝子，并将墓园那片松柏林称之为“瑞松”，亲笔署其斋额曰“甘露”，读书处曰“薰风”。

清人胡机作有《浔州感事》共八首，分别记述浔州府的八位名人事迹，其中之三写的是梁诏：“芝草环生罔极亭，瑞松甘露降前庭。眉山一老留题处，墓上残碑迹窗冥。”胡机这首诗颂扬梁诏感天动地之孝举，同时也铭记了苏东坡访梁诏题额署字这一段历史佳话。

王俊臣在《东坡自藤来浔访梁诏说》中还提及，“过浔访梁孝子诏，为署瑞松林及甘露薰风两亭额，并书南涧东湖两井石刻，必不意在存翰墨也”。王俊臣认为，苏东坡受梁诏亲孝行为所感动，即兴泼墨题额留“瑞松”、“甘露”、“薰风”这三幅手迹，并在贵之名胜东井、南涧井两井题“东湖”、“南涧”两石刻，如此慷慨题字赠馈，已不需额外再赋诗吟咏记于笔端矣。

清末，贵县举人罗一清作词：“怅望城东路，问当年森森松柏至今何许？不见前贤庐墓在，但见一杯黄土，又恰是鸟啼日暮，却忆有亭名罔极，把春晖寸草心，诉思母氏真劳苦。林亭曾绾坡仙住，看留题淋漓大笔瑞松甘露，惟有孝思难再尽，应恨南陔莫补更无限悲凉，今古落落风标传，梓里谒新祠，稽首当无数，千载下犹生慕。”

如今，“瑞松”、“甘露”、“薰风”诸题额匾刻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但孝子梁诏的事迹却通过言传口诵传颂至今。今天，东湖边上的登龙桥社区，仍通称为“孝子里”。矗立于登龙桥三界庙旁的清代“梁孝子里”石碑，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近千年前大孝子梁诏与大文豪苏东坡的事迹。

游历东湖南涧

苏东坡在贵期间，还游览了贵之名胜东井、南涧井。苏东坡在“被命即行”的南迁疾行途中，沿途不忘观景览胜，体验不同的地域民情。从平南的畅岩，到桂平之西山，都曾留下苏东坡的遗闻逸事。在绕道而行的目的地——贵州城外，他从城东孝子里，穿城而过，到达西端的南涧，一览贵邑佳胜。

东井，起源于“一自汉家开置后，曾烦凿井郡东头”的汉代郁林太守谷永时代。宋代志书《方舆胜览》记载：“东井，州东北二里，中有怪石。”北宋大观年间，邑人施才曾赋诗东井：“深随石窦千寻去，远自云峰万里来。”

东湖最古老的传说是东井渔歌：东井之水从怪石之底涌出，又从石底消失，井中住有一仙籁，每天深夜，井中便传出歌声，听者如痴如醉，但却不知仙籁在何方。这段传说最后演绎成为贵县古八景之一：东井渔歌唱月明。

在东井边，身临遍地荷花的池塘畔，目睹东井之奇特地质构造，耳闻东井之神奇传说故事，苏东坡豪情大发，挥毫题“东湖”两字于东井之上。苏东坡这神来一笔，将井改成湖，一字之别，却一语成谶：明代沈希仪将军命人运石填平东井，“垒石填塞湖水泛溢”，东井底被石块堵塞，周围大大小小的莲塘最终汇聚成大湖——东湖。清雍正《广西通志》将这一事迹载入志书：“井口刻东坡书东湖二字。”东井改称为东湖，是苏东坡留给今日贵港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清光绪《贵县志》载：“南涧，一名南涧井。在县城西门外，产鱼最甘美。井东有一拳石，苏轼大书南涧二字刻石。旧多佳树，与莲花相掩映最足游观。”北宋文人陶弼曾三任邕州知州，作有一诗《南涧下》曰：“伏泉见脉能通海，叠玉山峰起近城。”

光绪《贵县志》还提到嘉鱼井：“在县城西门外，泉通江，出嘉鱼因名，今塞。”《方舆胜览》有说：“风土记，水足嘉鱼，临水观之，历历在目，有亭台旧址基存。”南宋李知微写有《嘉鱼古井》诗：“玉涧城西隐翠微，深涵宇宙漾涟漪。南州蛟室灯光近，东海蜃楼夜影随。阴透嘉鳞来两穴，春囘巨鬓上天池。于今得志遨游日，莫笑蛙潜井底时。”

宋人李知微诗中所言的“两穴”当是指南涧、嘉鱼两井。苍海桑田，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修《贵县志》时，主篡龚政写道：“按旧志，南涧井、嘉鱼井并在县西门外，今有南涧而无嘉鱼井，府志云，南涧亭在嘉鱼井上，疑南涧与嘉鱼井古或为二，后嘉鱼井既塞，遂与南涧并而为一，如谷公井之与东湖也，俟考。”

时至今日，苏东坡题刻“东湖”、“南涧”两石刻早已佚失。在城西南涧旧地，水体已成陆地，仅留下“南涧井巷”、“汶头塘”诸地名宣示着此地的前世。

遗韵流芳千古

苏东坡访孝子梁诏题赠“瑞松”、“甘露”、“薰风”诸额匾，以及游历东井、南涧而题刻的“东湖”、“南涧”石刻，诸字真迹早已荡然无存，然苏东坡绕道浔贵访孝子梁诏的事迹仍代代相传，留下许多长传不衰的故事，邑人以祠庙碑亭纪念这两位贤哲，并书诗联颂扬，使得贵港文化富含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韵味。

清、民两部《贵县志》记载了与之有关的一连串旧迹遗存。“梁孝子亭，在城东门外”，“薰风亭，在县东郭，宋梁诏读书处，今废”。“甘露亭，在县东一里，宋梁诏母墓也，碧林亭在梁诏庐墓侧，苏轼易亭名曰甘露，林曰瑞松，书以赠之。里遭兵燹，先严首倡修葺改亭为祠”。“莲巢阁，在县治莲花池之北，有东坡书帖石刻，今废”。“南涧亭，在嘉鱼井上，旁有拳石刻宋苏轼南涧二字，今废”。

清代邑人黄鼎镇在《春日过梁孝子亭》诗中写道：“东风吹散雨如丝，草长平芜花著篱。甘露我来寻旧址，醴泉世说有华池。行藏贤者难先测，今古途人动孝思。朝代屡更名尚在，湖东春水绿涟漪。”在历经宋、元、明、清后，诸旧址俱废，虽朝代变迁，但“名尚在”，有关“甘露”及“薰风”的本土典故仍流传于清代。

光绪年间，贵县重修《贵县志》，主篡梁吉祥邀请工书法、摹拟酷似于“宋四家”的书法大家陈璚，补题早已佚失的苏东坡“东湖”、“南涧”石刻。邑人陈璚，官至四川布政使，光绪《贵县志》有其传曰：“政事之暇，不废文翰，工书法，自钟王，下迄赵董，莫不摹拟，酷似于宋四家，尤得神髓，人争宝之。”所言“宋四家”，即宋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是宋代最能代表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而苏东坡列为宋四家之首。

陈璚在《东坡先生至贵县辩疑》文中记述了补题石刻的缘由：“适甲午腊月，梁君崧生修邑志成，邮寄全稿索序，并属补书南涧东湖字，以续先生之美爱……苍桑历劫，典籍易残，此事也幸有先生年谱及陶止酒诗引，……先生至贵因访孝子而来，表先生好贤之衷，明孝子感人之验。”

1894年，陈璚欣然挥笔补书的苏东坡“东湖”石刻立于县东一里的东湖，“南涧”石刻立于县西一里的南涧。这两块补题的“东湖”、“南涧”石刻，是世代传颂苏东坡在贵事迹历史余音中弹响的两个永久音符。

岁月沧桑，遗迹斑驳。一百来年后，这两块同时补题的石刻命运却各不相同：“东湖”石刻藏放于市博物馆；“南涧”石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于南涧塘边，后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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