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郡：“和为贵”文化的千年演绎

广西百越文化文物精品展的大部分文物为贵港出土。图为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翔鹭纹铜鼓。本报记者  张智荣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设立桂林郡。桂林郡以及当时广西境内另一个郡——象郡的设立，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广西从此纳入中国的版图，意味着广西各民族大融合的加速。秦代开始的各族杂处以及历代政权采取的“和辑”政策，是“和为贵”文化在2000多年前的生动演绎。

瓯骆遗粹：广西纳入中国版图前史

近年来，“瓯骆遗粹”、“瓯骆印象”广西百越文化文物精品展在国家博物馆、自治区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等地巡回展览。这里用“瓯骆”指代广西，是因为西瓯和骆越是古代广西的土著先民。

战国秦汉时期，江南以及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越族人，因其支系繁多，统称“百越”，史称“北方胡，南方越”。

西瓯和骆越是“百越”中的两大重要支系，西瓯人主要生活在今广西西江中游及灵渠以南的桂江流域，骆越人主要聚居在西瓯人的西部和南部，即今广西的左右江流域、云南省东南部、贵州省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贵港和玉林等地被认为是西瓯和骆越的杂居地。《旧唐书·地理志》有些地方称“古西瓯所居”，有些地方称“古骆越所居”，有些地方又称“古西瓯骆越所居”，把西瓯、骆越各自的居地和混杂居地分别说得比较明白。

考古表明，西瓯族先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柳江人”，新时期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则遍布这一带的江河流域。如港南区瓦塘乡香江村藤冲口采集的新石器时代石斧，平南县石脚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矛，桂平大塘城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砍砸器，都表明新石器时代西瓯人的活动相当活跃。

西瓯族从商周时代开始使用青铜器。至春秋战国时，青铜器更加普遍地使用，而且已有较高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桂林设郡：广西纳入中国版图

平定中原六国后，秦始皇把目光投向东南的百越之地，开始部署征讨岭南。

秦与百越的战争，史书记载较少，只有《史记》、《淮南子》等少数书籍中有少量相关记载。《史记》的记述非常简单，对战争的过程没有详细描述，同时期的《淮南子》有稍微详细的记述。《淮南子·人间训》载：“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西瓯部族在首领译吁宋等人率领下，奋力阻击秦军。秦军受阻，迫使秦始皇积极寻求攻伐岭南的办法，他派史禄率领士兵与民工开挖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水，运输粮草给征伐岭南的士兵。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灵渠粮道全面开通、粮草充足之后，再次集中大军向岭南发动攻击。这一次终于攻克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陈国强、蒋炳钊等著的《百越民族史》指出，秦置桂林郡的辖地相当于现在的广西中东部、东北部和广东西部，象郡相当于今广西西部、西北、西南，大致以西瓯、骆越的传统区域为界。

江源多桂：“桂林”名称的由来

关于“桂林”名称的由来及桂林郡的设立，《史记·秦始皇本纪》仅有简单记述：“（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无一字提及三郡取名原由。到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旧唐书·地理志》的编纂者才对秦桂林郡的得名做如下解释：“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也。”

事实上，“桂林”一词早在战国就已出现。《山海经》中就有“桂林八树，在贲禺东”的字句。“贲禺”即今番禺，对于桂林，晋代文学家郭璞认为：“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这也是后来“八桂”作为广西简称的由来。

清代以至近现代以来对桂林郡郡治布山所在地有所争议，各种典籍、文献和当代的一些书籍也持不同意见。对此，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在《贵港罗泊湾汉墓》、《神秘的罗泊湾》等著述中指出，贵港城区有汉代城址，城区附近有大量汉墓，与长期设立郡治相称。罗泊湾汉墓中发现烙印“布山”铭文的漆器，为布山在贵港的说法更增加了有力证据。

广西博物馆副馆长蓝日勇认为，中国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浩瀚的史书中，有许多灿烂的文明深埋在古老的泥土下，它们的出土才让文明更确切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许多事实已经说明，中国历史学在今天有重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发现带来的。同样，在研究确定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布山治地问题上，要还其历史面目，考古材料的足够支撑举足轻重。

他认为，贵港的考古材料，闪耀着秦汉时代当地曾经的辉煌。罗泊湾一号汉墓幸存文物上，有“布山”和“布”地名的，除了漆器和铜鼎之外，铜锣、铜钟、铜桶、铜勺上也见到，如此多带“布山”地名的器物集中一地，而且于国内现知是惟一的一例，只能说这些文物的出土地就是汉初布山县治（汉布山沿袭秦代）所在地。同时，一号墓是目前广西已发掘的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汉墓，出土文物1000多件，12个椁箱,双重漆棺,包括青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漆器、木器、植物果实等丰富的随葬品，墓中有殉人，墓葬规格相当于先秦诸侯一级。罗泊湾一、二号墓及周边汉墓群的发现和发掘，为桂林郡郡治所在地在贵港增加了最有力的证据。

对于“江源多桂”该如何解释的问题，蓝日勇指出，秦桂林郡辖地相当于现在的广西中东部和广东西部，要以地方特产给这么一个辖地很大的地方取名，理应选择大地域范围内的独特物产现象为标识，只有这样，所取的郡名才有大的影响力，因而“江源多桂”应是大地域范围内的普遍物产现象。从“桂”这种植物来讲，在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历史地理书《山海经》中就有记载，其中《南山经》云：“南山经之首曰昔佳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据考证，昔佳山即今海洋山及其附近诸山，亦即今海洋山和越城岭。这就说明，在上古时代，今广西桂北地区的山岭上有大量的桂树生长。晋代稽含著《南方草木状》记：“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成为林，间无杂树。”唐代《唐木草》记：“牡桂乃《尔雅》所云木桂也，叶长尺许，大小枝皮皆云牡桂，出邕州。”现在的贵港境内，包括桂平、平南都盛产玉桂。

和辑百越：民族大融合加速

秦统一岭南后，为巩固岭南，原五十万大军除病死和阵亡者外,留在岭南“适戎以备之。”同时征调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到岭南“以为士卒衣补”，使驻守士兵得以安居。另外，又陆续不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汉人与越人杂处，从此开创了岭南越人与中原汉人相互杂居的局面。

秦二世时，中原动乱。曾任副帅征战岭南的赵佗趁机击并桂林、南海、象郡，于公元前204年，创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制定了“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并使这项政策基本贯穿南越国的始终。他让越人参加政权管理，任用越人为官；带头尊重和顺从越人习俗，自称为“蛮夷大长老”，脱下汉服、鞋帽，采用越人服饰；此外还鼓励汉越通婚，赵氏王室带头与越人通婚；对一些鞭长莫及、难以控制的越人部落，则采用安抚、送礼的手法来宠络。

赵氏政权实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巩固了南越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快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步伐。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权臣吕嘉发动政变，杀死了主张全面接受汉中央管辖的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樛式，截杀了汉臣韩千秋率领的两千汉兵。消息传到汉武帝耳朵，武帝震怒，决定五路兵马并进，谫除南越国。元鼎六年冬（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把岭南划分为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珠崖、儋耳等九郡。

汉武帝对岭南的经营，依然采用“和辑百越”的经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自此至东汉末年，岭南地区基本处于较为安定时期。

秦代开始的各族杂处以及历代政权采取的“和辑”政策,逐渐收到了显著效果。秦在岭南的战争旷日持久，强大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而汉武帝元鼎五年出兵，元鼎六年就平定岭南，为时不过一年。南越国桂林郡的长官居翁在汉军攻下南越国后，号召瓯骆40万众降汉,说明他在瓯骆民众中很有威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汉武帝派去攻打南越国的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下漓水、抵苍梧，大军通过各地，比秦统一岭南时顺利得多，原因就在于秦时越人敌视秦军，“莫肯为秦虏”。而经过几代人的交融，岭南各族人民已经联成一体，反对分裂，渴望统一，为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设桂林郡以来，民族融合的加快既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加速了文化艺术的交融。

——语言文字。大量汉人与越人杂居后，汉人习越语，越人习汉语，大大消除了汉越文化交流的障碍。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文字材料尤为丰富。墓中《从器志》木牍正背面均墨书秦隶，共372字，19个符号，是一份随葬品的清单。

——音乐方面。罗泊湾一号汉墓随葬的乐器包括铜鼓、铜锣、羊角钮钟、筒形钟、竹笛，大部分都是当地民族乐器，殉葬的乐舞伎也是当地民族。乐器中还有一件木腔革鼓，《从器志》称之为“大画鼓”，其形制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木腔革鼓相同，是典型的中原乐器。还有一件木筑，筑是中原内地的传统乐器。这些都是音乐领域中汉越交流融合的标志。

——舞蹈方面。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鼓，舞蹈者头带插有鸟毛的羽帽，身穿以羽毛为饰的舞裙，裙前幅略过膝，后幅则拖曳于地，似化妆成鹭鸟之形。图案中,舞人上空有一飞翔的鹭鸟，比照鹭鸟的用意很清楚。越人跳“鹭舞”与中原内地的古典歌舞有一定联系。早在商周时期，中原统治者已用鹭鸟这一形象作诗歌、音乐、舞蹈的题材。可见,越人的舞蹈也受到中原汉族舞蹈的影响。

——计量方面。罗泊湾一号墓中出土了多件计量实物，度、量、衡三类齐备，有的计量器上还刻有流传地名，这表明，中原先进的计量制度已经传到了广西。

——劳动工具与生产技术。汉族与越人都是农业民族,汉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铁器、铁农具为越人所喜用，得到迅速推广。秦以前，广西未见可以确立为先秦的铁制工具。秦以后，广西所发现的铁器激增。罗泊湾一号墓即发掘出铁锄、铁锅、铁簇、铁剑等20余件铁器。

——生活用具方面也反映了汉越文化交融的变化。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上千件漆、木、竹、陶、铜、铁、丝、麻等不同材质的器物中，既有当地出产的，也有中原内地出产的。鼎、壶、杯形壶、蒜头壶、钫、盆、匜、勺，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相同，应是从中原传入。铜桶、铜盘口鼎和羊角钮钟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属本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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