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房姐 执法不能再拘谨

傅达林

陕西神木“房姐”案终于迈入执法正轨。2月4日，龚爱爱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据称，神木警方已于1月27日对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进行了立案。（《桂林晚报》6日12版）

回顾“房姐”案一路发展，我们惊叹于记者不断呈现出的事实真相，感慨于不同相关方回应时的拙劣表演，也疑惑于执法机关超乎寻常的淡定从容。或许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彻查，忽略了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才有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整个事件的脉络复制了以往的诸多危机案例，执法部门在与舆论的对抗中不断被逼着往前挪。从当初的搪塞糊弄，到后来针对户籍民警的断尾求生，再到迫不得已对房姐采取举措，执法过程中透露出的“拘谨”让人等得焦心。

从程序上看，警方对房姐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意味着案件正式进入了执法轨道，朝着法治化处理的良性方向发展。但是鉴于这一起步过程的艰难，以及案件本身所折射出的复杂性，当地公安机关的有限介入，能否如民众所期待的那样让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依旧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综观整个事件，房姐一案最根本的焦点在于其大宗房产来路是否合法？作为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是否存在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财富积累过程中又牵扯到多少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这一系列问号如果不能通过执法拉直，就无法消除公众心中的猜忌与怀疑。奇怪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警方不做回应，却一再强调房姐“非国家公职人员”，背后究竟隐匿着什么样的执法逻辑？而无论是之前对民警的查处，还是此次对房姐的立案，案件依然局限于户口问题。如果仅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追查龚爱爱，可能存在的其他违法犯罪能否得到彻查，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

或许对龚爱爱身后的“故事”不该做无根由的假想，但该案如果只是一起单纯的虚假户口案，缘何执法一再出现反常现象？近日又盛传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杨利平也在北京三里屯SOHO有12套房屋，这样的信息是凭空捏造还是巧合而已？作为全国百强县的神木到底有多少类似的神人？其财富积聚中当地的执法部门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难以从目前单一的执法中找到解释。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将真相还原的希望寄托在执法者身上，期待后续性的调查能够走在记者的前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没有直接受害人的公权违法犯罪案件，当地的刑事执法能否秉公办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社会监督的效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的关注乃是对抗执法不透明的最有效武器，是实现在场监督的最佳方式。唯有如此，正义与公理才能得以伸张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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