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青/绘
3月14日,桂林。一湖北籍男子在前往广西南宁途中,发现桂林永福服务区公厕有两个位置贴有“湖北籍厕位”标志,男子感觉很气愤。永福卫健委回应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措施,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处理办法,只是防治,没有权利实行人员管控。(3月16日梨视频)
疫情初期,各地担心疫情输入,采取各种隔离措施。事实上,即便那时候,我们也不应拿户籍说事——“湖北籍”不一定就代表来自于重疫区湖北。所以,地域歧视没道理,户籍歧视更是无稽之谈。
即便是出于疫情防范,我们也得做到精准。在网络时代,大数据可以帮我们做到精准防范,这不是什么难事,比如一些地方推行的绿色码,就可以扫码查询人员流动的数据。这,难道不比“依籍如厕”更能精准防控吗?这种带有歧视的防控措施,哪怕并没有真的严格实施,也足以刺痛湖北籍民众的心。
在笔者看来,设置“湖北籍厕位”,其实对于疫情防控没有太大的帮助,徒增歧视质疑:当初,湖北扼腕封锁全境,你要防范湖北境外的“湖北籍”,是不是多余?而现在疫情好转,湖北部分低风险的城市放松了通行管控,但能从湖北境内沿高速流出的人员,也要经过关卡的层层检测,确认安全无“疫”才放行。试问,有必要对这样的人设置专门的厕位吗?而且,对厕入位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也落实不了,只能是形式主义。
“湖北籍厕位”或许只是个例,但对湖北籍、武汉人的歧视,还可能惯性延续。很显然,若不尽早消除,既不利于社会文明,也会对抗疫及恢复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戴着有色的眼睛,给社会烙下歧视的印记。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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