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与陈叔通的画缘

藏名山，传后世

陈叔通对黄宾虹艺术尤其是金石学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一直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和帮助。

黄宾虹对先秦六国文字从古玺印的收集到研究，有评论他“识字第一”。他将这样的学养注入到他的篆书创作，从而“书肇自然”，有评其篆书“三百年来第一人”。

也因此，对于黄宾虹金石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陈叔通非常关心，成了他们通信中一个常见的话题。

然而风雨如晦，国事蜩螗，要将这些旧物出版谈何容易，黄宾虹一信中说到：“仆久拟南旋，道路隔碍，未克成行，竟日废铜烂铁，破纸旧书，消遣度日。古铜印中尝见字而书所无，古籀证之匋文、泉币，往往有前人未言器物及异体文字不少……拟编目录，在董理中，差可娱老遁世而无闷者。”

老友便要黄宾虹抄出几份存国家图书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陈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人，即通过浙江省政府要求派助手前往整理，然而直至去世，未能完成。之后，陈叔通在他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亲力而为，终于为老友完成了这一多年夙愿，一册大型、精致、宣纸印刷的《黄宾虹古玺印存》得以印行，可谓季札挂剑。

以雅相交，彼此感幸

黄宾虹收藏有一幅宋代皇帝诏敕，其上有题“观于武林陈太史斋中”，还有人物写真。作为杭州人的陈叔通，这一出自于宋代陈太史家中的旧物，当与杭州陈姓乃至与他家不无关系。黄举以奉赠，还客气地说是“以野桂聊代椒用”，足见深情。

陈叔通有“惺惺斋”，曾请教黄宾虹“惺”的古字演变，又请书额“常惺惺室”四字，并一定要篆书，以为当世无人能作篆书，所谓能者，即院体也，并以为吴大瀓也“不离院体，如何能写钟鼎？”

陈叔通“百梅图”之来由，据说其祖上本富收藏，因为太平军打来，陈家几成灰烬。然而当祖母带着一家人回到家中，看到竹园的竹梢上挂着一个纸包，即以竹竿挑下，发现是一幅唐寅的梅花图，陈叔通长大后，父亲交给了他，由此启发了他收藏“百梅图”的兴趣。

对此，黄宾虹不仅提供一些信息，还将收藏到的一些名人梅花图转赠。黄宾虹在一通信中写道：“近见诠修上人墨梅图轴，六如两册，然有一册印损坏，而题字亦缺，可见古物留传不易，保存赖有雅人耳。”

在黄宾虹的心目中，老友就是这样一位雅人。陈回信求要“尊藏六如梅页，欲乞允择，让其一。”

陈叔通在得百幅前人梅花图之后，请求题额，黄宾虹欣然回信：“梅册得聚百家，洵非易易，此诚不朽之业。命为拙书，篆签附骥，感幸莫名。”

贪墨“逼”出《黄山汤口》

有一通陈叔通致黄宾虹信：“顷捡乾隆开化纸，极受墨，裁奉十六页，求绘阳朔或蜀中山水，实见怒庵处小册而垂涎不置，故敢为陈请，务乞恕其冒昧。”

又有，“久不通问，然从怒庵处时时读画，如见故人，仍时为人迫促否？倘纸堆中尚有积存者，可否检寄一二（多多益善），不必署上款，甚盼，甚盼。”“怒庵”即是傅雷。

因为深交，每到新年，黄宾虹都有作品作为贺礼寄给陈叔通，陈有时也这样催着老友：“岁阑尚盼捡已成花卉一二纸寄下，可以为清供之助，勿斥为贪则幸甚。”

陈不仅不停地求画，还常有挑剔：“每年赐书画，多用宿墨，以后千万用现磨者，则浓淡皆不致涩滞，而光采焕发矣。”当然，这不能简单理解为黄宾虹的宿墨未画好，而是已收藏了一些，想看看别样的风格。

1954年初冬，黄宾虹收到陈叔通11月16日信，殷殷垂问，关怀备至，并请他作画一幅以张挂书斋之中，这就是前些时候拍出3.45亿元的《黄山汤口》图。而就是这同一信，老友还让他为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办公室作一大幅，因为陈是这一委员会的副主席。

一个月后，黄宾虹便将陈叔通需要的两幅大画寄上，这从陈叔通12月25日的回信可知：“奉手教并先后收到各画，足见笔力强健。”接着评论一番，极尽倾倒之能事。而且就是此次的回信，陈叔通还为章伯钧代求一幅，并指定要“疏林远岫”的风格：“……章伯钧兄，皖人也，慕公画，能否赠以疏林远岫，署年岁，弟代求，又点景，未免冒昧；然恃知爱，敢直陈之。”

半个月后，黄宾虹将赠章伯钧画寄去，陈于1955年1月17日回信：“寄赠章伯钧先生山水大幅已照收，并转交，当已另函迳谢。”同时仍不忘求赠：“春阳转和，附上公所爱用纸整张，求绘枯木竹石或大篆单款加年龄，较为大方，未知允许否，无厌之请，唯宥恕为幸。”

黄宾虹为章伯钧所作这幅《南高峰小景》，中国嘉德2014春拍以5450万元落槌，是黄画拍卖至今的第二高位者。

需要知道的是，黄宾虹这两幅目前拍价最高的画，即是在1954年底和次年初两个月中完成的，其中还包括一来一往的四次通信所需路上时间。由此我们不能不钦佩黄宾虹对朋友之诚恳、行事之勤勉、艺术之造诣了。同时也庆幸，正是因为陈叔通的这种“不厌之请”，才给我国书画史上留下了这样两幅享有盛誉的画作，在我国拍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晚年贵人

陈叔通，除了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还是杭州女学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学习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节操。他还以古稀高龄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曾参与“十老上书”，反对国民党逮捕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然而，1950年已过去了四个月，即以农历过年也有两月，陈叔通却还一直没有收到黄宾虹的赠画，于是便有了4月8日的信：

“每开岁，即给画一二纸，至为感激，尤羡寿征，今年尚能援例否？如不以为渎，大小不拘，求寄至北京东城灯草胡同卅号。海内灵光，非公莫属。越园可惜。校课尚可兼否？ ”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黄宾虹的贺年清供却不见寄出，这自然与他的境遇心情有关。当然，或许陈叔通已了解到老友之困境，不然怎么会有“校课尚可兼否”一句？又想到另一老友余绍宋（越园）于年前去世，借此以示慰问。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黄宾虹所处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即现在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因为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说中国画不能反映新时代，从而遭批判，并有取消国画系的打算。黄宾虹也备遭冷遇，所下聘书填的是“暂不任课之教员”，却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有几次被学校领导点着鼻子训斥，说他白拿了人民政府给的工资。然而仅几个月后，黄宾虹却被礼请参加了浙江省人代会，又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省领导也前往看望。这些处境的改善，即与陈叔通等来自中央的直接关心有关。

1953年，黄宾虹迎来了他九十华诞，陈叔通寄去贺诗，除对黄宾虹的学识、品格欣赏以及与湖山为伴晚景欣慰外，特别提到他以宽阔的胸襟包容了新中国成立初一些“左爷”的狂妄自大，并感激老友每在新年都有作品寄贺。

与此同时，黄宾虹也将反复修改代表他的画学思想的《画学篇》印出分赠友好，而对于陈叔通，他却赠送了手写本，这是特别的心意。陈收到后，很是感动，有次韵奉和：“高卧栖霞不染尘，一篇《画学》有传薪。放开眼孔观新世，矍铄老翁九十春。”

这一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画研究所，在考虑所长人选时，包括陈叔通都想到黄宾虹最为合适。老人也想当以报效，正兴致勃勃准备北上时，又是陈叔通考虑到高龄，宜静不宜动，泼了冷水，这或许是黄宾虹最后没有北上的原因。

1955年2月，黄宾虹给陈叔通画了最后一幅画后，便体力不支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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