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出了个韦拔群

［编者按］韦拔群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百色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毛泽东称赞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今年是韦拔群同志诞辰120周年。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同时也为了让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位“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由韦拔群的平生事迹出发，叙述他为人民事业战斗一生的光辉事迹，从他的成长经历和革命故事中汲取更多更丰富的精神力量，本报将陆续摘载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编著的《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一书，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一户富裕的壮族人家。其祖父韦天宝、父亲韦尔章认为新年正月初一添丁，实为家族吉祥兴旺的象征，于是起名秉吉。韦秉吉8岁入私塾时起学名秉乾，寓有家人寄托他今后能“扭转家族乾坤”之望；后来他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时，立志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投身革命，干一番超凡拔群事业”，因此改名萃，字拔群。由于韦拔群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豪侠仗义、扶贫济困、公而忘私、坚忍不屈，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一生都与贫苦农民心连心，因而各族群众又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少年的韦拔群富有同情心，最好的朋友都是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一年秋天，韦拔群和伙伴们到特牙后山烧蜂窝，他看见小伙伴陈衡龙光着膀子，就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说：“黄蜂叮人，快穿上我的衣服。”下山后，陈衡龙脱下衣服要还给韦拔群，韦拔群说：“不用还了，你就穿吧，反正我家里衣服多。”这件事让陈衡龙终生难忘。

乡村里贫富不均曾使韦拔群大惑不解。许多贫苦小伙伴一天只吃一顿稀饭，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他想到，自己家里有的是米，可是别人却吃不上饱饭，这样真是不公平。想到这里，韦拔群爬上田埂，一边穿鞋，一边招呼小伙伴们：“来，跟我走，到我家去拿米。”韦拔群带领伙伴们跑回家里，正巧家里没人，可是粮仓门紧锁，没有办法打开。韦拔群想了一会儿，计上心来，他跑进厨房找了一把铁火钳，把它放在炭火上烧红，然后拿去烙谷仓底板，一会儿就烙开一个小洞，从洞里刷刷地流出谷米来。

“快拿衣服接着”，韦拔群兴高采烈地指挥着，“你们有力气，尽管拿吧”。

每个小伙伴都装了满满两裤筒的谷米，等他们走了以后，韦拔群才又刮去烙痕，堵住洞口。这件事家里人始终没有发觉，谷仓底板上的那个洞，他们还以为是老鼠啃的。

1908年秋，14岁的韦拔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兰高等小学堂就读。东兰高等小学堂虽是一所新式学校，但旧的教学习气很重，韦拔群对老师罚跪、罚站、罚淋或头顶水盆罚晒等粗暴行为难以忍受。一天，他看见一位同学正在被罚晒，就直接跑到校长室，义愤填膺地对校长说：“同学们有错，应该晓之以理，让他们充分认识到错误所在，反省自己，今后才能避免重犯。如此体罚，只会伤害身心，绝不会有什么教育效果。一旦罚死了人，谁来负责？”一个学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校长不但无话可说，随后还下发通知，告诉教师今后不能随便体罚学生，罚出问题者，自负其责。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大搞复古倒退。韦拔群就读的庆远中学，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拿出5个东毫做校长的寿礼，还要列队去校长府上叩头拜寿。韦拔群带头反对，被学校开除。

随后，韦拔群经亲友介绍，考进桂林法政学堂特别科（即预备科）读书。桂林法政学堂属官僚养成所，主要培养法官，学校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要穿长袍马褂，戴法官式的四方平顶帽，以示高人一等。这对于一向追求人人平等的韦拔群而言，无异于“孙悟空头上套的金箍”。他把四方顶子卸去，只戴帽框；把长袍脱去，只穿马褂。韦拔群对成天想着当官的纨绔子弟毫无好感，常常一个人跑到学校厨房帮工人洗菜洗碗，晚上去工人宿舍聊天、睡觉。由于特立独行，他被一些人骂作“疯子”。

不久，又碰上省督学来学校训视。校长饬令全校师生着装列队迎送。韦拔群面对督学大人脱下马褂，取下大檐帽公开抗议。此举使督学和校长大为惊愕。事后，校长传韦拔群到主事厅严加训斥。韦拔群高声回敬：“我不想做官！我是来求学求识求真理的！”校长指着校门，讥讽道：“老弟，那你走错门了，这里是法政学堂。自古学而优则仕，你不想当官还来这里干什么？”

韦拔群听罢，当众脱下无顶帽框掷在校长面前，扬长而去。

1914年秋，韦拔群设法变卖部分田产，踏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漫漫旅程。游历中，韦拔群也感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力量，民主共和的历史犹如滚滚长江，推动着韦拔群向前。

1915年秋冬，韦拔群回到了家乡，东里屯顿时热闹起来。他热情地向亲朋好友介绍山外的大千世界：从黄花岗之役的广州谈到辛亥革命的武昌，从“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谈到满街卖人的长沙，从“二十一条”谈到各地抗议游行，从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谈到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革命的热潮开始在东兰山乡涌动。

不久，袁世凯公然改元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怒潮。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云南督军蔡锷通电讨袁，发起护国战争，各省纷纷响应。消息传到东兰，韦拔群再次变卖了部分田产，筹集经费购买了一批枪支，率领100多人的队伍跋山涉水赶到贵州。在桐梓县，这支壮家义军被编入黔军熊克诚旅部，韦拔群被委任为副连长，投入袭松坎、夺綦江的讨袁护国作战。护国战争结束后，韦拔群不满陆永芳打骂士兵、虐待新兵的军阀习气，与其多次发生口角，因而遭到诬告，被降为排长。随他到贵州投军的伙伴们对此愤愤不平，联名向上级申诉，结果韦拔群又被扣上“买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撤职后被押到重庆监禁了5个月。韦拔群入狱后，同伴们不停地为他申冤，最后由参谋长出面，把韦拔群保释出狱，推荐他到贵州讲武堂深造学习。

进入贵州讲武堂，成为韦拔群革命军事生涯的关键一步。讲武堂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方法进行管理，学校聘请了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担任教官，因而教授的军事理论和技能较为正规。从讲武堂毕业后，韦拔群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参谋。

1919年5月，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从此，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入了中国。深受五四运动鼓舞的韦拔群与进步的青年爱国军官们一道，传阅《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以“愤不平”的笔名秘密散发、张贴“拥护社会革命”、“提倡改革军制”的传单和标语，揭露旧军队的黑暗。同时，他还把自己读过的进步刊物，盖上“愤不平”的印记，寄回给东兰旧友阅读，表明“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意料不到的是，韦拔群的进步举动受到军法处的追究。韦拔群毅然弃职离开了军队，乘船东下，前往上海追随孙中山，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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