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我已是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了。一生中,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另一位是敬爱的党。
1945年,我在老河池(今河池镇)初中读书,学校来了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分别是上地理课的韦章平老师和上语文课的黄史山老师。空余时间,两位地下党员暗自给思想进步的学生传授党的知识,我有幸聆听,初步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1952至1954年,我在广西师院读书,申请加入共青团,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先后三次申请全都落空。我并没有灰心,暗自下决心参加工作后,再创造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我从外地调回河中,很快成为骨干教师,于是满怀希望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而再再而三,但每次都以失望告终,还是出身惹的“祸”。然而,我不泄气,通过反复阅读领会党的章程,我懂得了出身不由己,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照样可以入党,关键在于个人的努力。我坚信,组织迟早会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入党愿望会实现。
想不到,在十年动乱期间,我被划为“五类分子”,戴上了“地主分子”和“三青团员”两顶黑帽,随即被剥夺教鞭,日夜接受批斗,受尽了冤屈。一个黑夜,两个红卫兵把我推下河去,问我还有什么话交代吗?我一直咬紧牙关,不答话,也不流泪,快到黎明时我被押回宿舍,门口站着一个背着小孩的农妇,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伴,她来探望我,伤心加感动,泪流满面,夫妻悲痛得一夜无语。
母亲也有错怪儿女的时候,儿女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母亲终究会理解儿女的。文革后期,罗庶延老人和老党员韦海潮如实反映我的清白历史,戴在我头上的两顶黑帽被脱掉了,1975年与农民“三同”锻炼一年后,再经过文革处遗,我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了讲台。
年过半百重抖擞,没有党拨乱反正,我的人生仍笼罩阴霾,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暗暗下决心,再为党培养人才,为母校争光。
不久,我把数十年对党的一腔热血和盘托出,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还用几句诗表达心意,即“往事蹉跎,年华已过,喜晚晴尚好,余热犹温;而今而后,誓效驽骀奋。不为升官不为钱,只求真理注心间;四化高楼十亿起,愿作小卒运一砖。”1981年12月18日,学校党支部召开大会,10多位党员一致举手表决通过我入党,1982年1月21日,河池县委正式批准我入党,那年我已经56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了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在已届退休年龄之际,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全身心投入三尺讲台,精心培育祖国栋梁之材。三十五年育桃李,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不乏北大清华学子,他们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89年退休前后,我长年爱写些文稿报道本校的教学成就,多年被评为河中支部优秀党员和河池日报的优秀通讯员,还做了金城江老年学校三年的校长,与其他老人们共同欢度夕阳晚景,实在感到乐哉优哉,这怎能不感谢党培养的结果呢?
现在虽然85岁高龄了,但我仍然执笔爬格,抒写对党的恩情,共产党是我一辈子的大恩人,我仍在发挥有限余热,感觉“爬格不知人已老,名利于我如浮云。积德福量大,行善寿源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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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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