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鲍青
自元代裁直京杭大运河,南北漕粮运输趋向便捷。但黄河开始影响京杭运河畅通,京杭运河又影响漕运效率。所以明代分别设立总漕与总河,掌管漕运和河道。
但二者从诞生之时起就纷争不断。至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的矛盾日益集中,趋向全面爆发。
万历初期,总河万恭与总漕王宗沐发生激烈争执。即使首辅张居正居中调和,也难以扭转二人的关系。
万王二人本是同年进士,关系一直不错。但自分别出任总河和总漕后,由于治河理念不同,纷争不已。张居正写信给万恭,语重心长地说:“近有人言公与漕督不协……仆闻之,深以为忧,甚于忧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轸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举,漕运乃通;漕运通,何工斯显。譬之左右手,皆以卫腹心者也……”张居正书信语气恳切,将河漕不和的利害娓娓道来,希冀万恭能与王宗沐和睦如初。看到万恭立场不变,张居正又修书给王宗沐,语气同样恳切。但无论首辅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依旧无法消弭二人的矛盾。万王二人个性皆强,又牵涉部门利益,谁也不肯相让。
此后,关于总漕与总河的议论,在朝臣中开始传播开来。
万历四年,高邮州清水潭发生堤口冲决。时任总漕张翀认为修复工程浩大,要花费数年始可成功。他还担心旧的决口尚未填塞,新的洪水又将来临,所以他请求将漕船驶入浅水区通行。一批官员闻讯,纷纷上疏反对,认为漕粮本就多碍,浅水缓行更是加重北方缺粮局面。朝廷最终选择和稀泥,让总漕和总河两官各分管一段水路的河道和漕运。分歧虽然暂时搁置,但双方均获得了治河与督漕权,为后来更激烈的争执埋下伏笔。
当年秋,黄河在曹县、徐州决口。总漕吴桂芳竟然上疏道:“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属,臣何与焉?”他此番表态,完全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因为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河段,所以漕运不通与己无关,这是典型的推诿塞责。
次年,黄河再决口。关于决口如何处理,总漕和总河又起争执。吴桂芳主张冲刷成河,作为老黄河入海之道;总河傅希挚建议堵塞决口,束水归漕。二人均坚执己见,互不妥协,一时物议汹汹。
首辅张居正再次开始写信安抚两人。他给吴桂芳、傅希挚去函,试图调解纠葛。但这次写信与上次背景截然不同。此时张居正正在推行改革,对自己的支持者吴桂芳鼎力支持。张居正对吴桂芳说:“治河之役,朝廷以托付公者甚重,大疏所荐,一一俞允……”
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傅希挚被调任陕西巡抚,而其接任者仅3个月后就改任他职。自此吴桂芳一人独挑河、漕两事。总漕与总河开始合二为一,此后潘季驯、杨一魁等人都以总漕官职兼理河务。
潘季驯治河遵循“束水攻沙”理论。在他治理下,徐州以下黄河段暂时安澜。然而徐州以上黄河段堤防败坏,已到了溃决的前夜。万历十五年,河决堤坝,直逼开封,漂没人畜无数。
这时,有人提出重设总河职务,挽救濒临溃败的黄河上游。
潘季驯治河原则是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河注入黄河,以清刷浊,沙随水去。然而弱淮始终敌不过强黄。万历二十三年后,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黄河水患,潘季驯的办法已不再灵验。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黄河决口于黄堌口。对于河患治理,总漕与总河意见再度相左。刑科给事中李应策上奏希望协调二者矛盾,以急国患,朝中关于河、漕兼并的呼声再起。
有御史表示:“河漕一柄两操,矛盾易生,故归一。”也有大臣说:“河臣杨一魁曾总漕著绩,宜令兼管听其便。”更有御史言道:“倭奴入淮扬,南北断绝,河漕宜总一。”
在群臣响应下,总理河道杨一魁再度兼理总督漕运,总漕则裁革不置。万历二十六年,杨一魁总理河漕,四月调任工部尚书,接任者刘东星继续总理河漕。《明神宗实录》则在刘东星死后评述道:“河漕之有总理,自东星始。”
然而,万历年间河务繁剧,漕事复杂,非一人所能胜任。万历二十九年,刘东星因操劳河务漕运过度而病卒于任上。自此,朝中又有漕、河分设两官的声音。他们相继倡言并设总漕、总河二官,但均被朝廷否决。次年,吏部尚书李戴正式回复吴崇礼此前的奏疏,认为分设总河总漕确实有利于水务治理。
万历五年那次“合二为一”,河务、漕运的中心地点皆在东南,所以靠驻扎淮安的总漕河,既能东督江南漕运,也能西治徐州下泄的黄河。
万历二十六年的总河总漕合并,无法解决黄河乱象。驻跸济宁的总河漕面对黄河危机与漕运困局双重挑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况且总漕兼巡抚江北四府三州,提督海防军务,事务繁忙根本分身乏术。
李戴回复吴崇礼奏疏不久,朝廷就同意了分设两官的请求。于是总理河漕李颐改为专理河道。
自此,曾经分分合合的总漕和总河终于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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