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恩威并施,也无法改变他认理不认人的刚直本性。几年后,他一边感念太宗的知遇之恩,“龙髯忽断攀不得,旧朝衣上泪潺湲”；一边对太宗扎心的话耿耿于怀,“诰词黜责子孙

王禹偁画像王禹偁被贬商州时看到山区农民自耕自足的生活情景□本报记者于岸青

2019年4月5日,在菏泽学院校园里的一棵玉兰树下,潘守皎教授与学生一起举行诗歌朗诵会。同学们朗诵了北宋著名诗人王禹偁的长诗《成武县作》,“释褐来成武,始知为政难”“位卑松在涧,俸薄叶经霜”,缅怀这位巨野诗人诞辰1065周年。1000多年前,王禹偁家就在菏泽巨野县文庙附近的王街。

菏泽向东60多公里,巨野县城里,人们正参加着各种清明活动,不时有人诵读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孰不知王禹偁也写有一首《清明》:“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位卑松在涧”表露了诗人志存高远的心境。王禹偁诗、词、文俱擅,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之一。作为北宋政治改革运动的先驱,他直言犯上,百折不挠,为官三起三落,成为以“三黜”闻名的北宋著名诤臣,苏轼称赞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无论在朝在野,王禹偁直道躬行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信仰,以一种独特的生存心态建构了具有宋代士人精神特色的人生模式。

一黜:

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

王禹偁在宦途上驶入快车道,始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对他的关注。

这年王禹偁从成武县主簿移任长洲(现苏州)知县。携妻儿来到富庶的江南,兴意颇浓,一直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他描述这段生活是“姑苏名邦,号为繁富,鱼酒甚美,俸禄甚优”。实际上,王禹偁没有一天放松自己,勤奋不辍。恰同年进士罗处约知吴县,长洲与吴县二县同城而治,两人便相约日赋五题,相互激励,为以后考取两制之官而努力,这段文坛佳话很快在苏杭间传颂开。

王禹偁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殿试位列乙科进士,已在20名开外,但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大“扩招”,宋太宗即位就大开科举之门,每科取士是太祖时期的十几倍,为宋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做好了人才上的储备。

佳话传到京师,求贤若渴的宋太宗主动给予两个励志青年机会,下诏让他们进京应试。二人不负帝望,如期考取三馆。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是当时北宋最大的文化机构,向来被视为储才之地。

王禹偁考试的题目是《诏臣僚和御制贺雪诗序》,太宗阅后很满意,授王禹偁右拾遗、直史馆,这两个职位一个是谏官,一个是史官。十数年苦读,寒门子弟达到了人生的小高峰,王禹偁自己也十分激动:“呈材真朴樕,召对立茅茨。载笔居三馆,登朝忝拾遗。紫泥天上降,朱绂御前披。侍从殊为贵,图书颇自怡。”将蒙大用,他踌躇满志,勉励自己:“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期待自己能成为房玄龄、魏征那样的人物,决心竭尽全力为太宗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年三月,宋太宗下诏申儆百官,并求直言。王禹偁正好请假去扬州接家眷,一俟回京,在新落成的办公地点崇文院,他相继向太宗献《端拱箴》《御戎十策》等。《御戎十策》本意是备边御戎之策,指出对外军事建设固然重要,但对内更要革新朝政,“上览奏,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器之”。

在词藻华丽的《端拱箴》中,王禹偁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立场上极陈规讽,“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北宋谏官既要对皇帝献纳谏正,还要对百官违失进行谏正。此前历代对百官的监督,往往是事后弹劾,而没有事先谏诤。宋代开此政途,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变革,王禹偁踊跃试水。

转过年来殿试时,太宗兴致勃勃,让馆阁俊士前来烘托气氛,王禹偁应召赋诗,援笔立就,作《应试皇帝亲试贡士歌》,“位列谏官无一语,自问将何报明主”,再申报主之心,与君主尽揽天下英才的气氛十分贴合。太宗高兴极了,边看边叹:“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

太宗一高兴,效果很快显现,王禹偁被擢升为左司谏、知制诰。

北宋初期的朝廷文书制度,继续延用唐代形成的两制对掌格局,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翰林主内,制诰主外,二者都承担“制诰”(起草皇帝命令),类似于“秘书长官”,多由科举高第、文辞典雅者出任,皇帝也以此职来待文学高选、堪副帝宪者。“知制诰”的选拔相当严格,须经中书省召试制诰三篇,即“制麻一道,诏敕一道,批答一道”。知制诰品级不高,但宋制规定,大宴时两制官在宰相之下众品之上,备受荣耀。宋代很多著名文人多在地方上历练二十年方授此职,而王禹偁中进士仅仅6年,可见太宗爱惜之情。

王禹偁首知制诰4年里,尽心尽意。他作《对雪》诗:“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后代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诗乃“歌诗合为事而作”之典范,实开宋诗革新之先声。诗中不独勇于揭示现实,且严于针砭自身,有宋一朝诗集中,亦罕见其匹。他的文名很快传播开来。

这时的开封府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已颇具规模,但清廉素朴的王禹偁无钱享受,他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继续用功。繁忙而平静的日子被一件小事打破了,王禹偁骤然遭遇第一次黜落,朝中诸多大臣被裹挟进来,纷纷被贬,终酿成官场一场偌大风波。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庐州尼姑道安到开封府告其兄嫂不养父母,开封府未予受理,并“械系本郡”(把道安戴上枷锁送回庐州)。道安不服,再上京直接击登闻鼓告御状,“帝颇骇其事”。沿自周朝的登闻鼓制度在宋太宗一朝得到格外重视,设有专门机构办理有关案件,以期“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小尼姑惊动了宋太宗。

这一告举发的对象除了兄嫂,又增加了徐铉和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道安诉,状子递到开封府,因徐铉写信给张去华疏通,才致张去华不受理。更惊悚的是,道安说徐铉出手相帮,是因为其与道安嫂子姜氏有私情。

徐铉时为散骑常侍,曾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肱股之臣,其文采了得,口才也了得。南唐未降时,李煜派徐铉到开封进贡,宋朝需派员接应,朝臣都以口才不如徐铉而胆怯。太祖一笑说,我来选。他要求罗列不识字的殿前侍者名单,然后点中一个,说此人即可。朝中上下都惊诧不已。被点中的殿侍者便渡江前往。起初,徐铉词锋如云,殿侍者无以应对,只是不住地点头,徐铉不知深浅滔滔不绝。几天下来,侍者始终一言不发,徐铉终于精疲力竭,再也不吭声了。南唐降宋后,宋太祖宽宏大量,对徐铉放心重用。

徐铉与姜氏是否有染,现在的研究多认为是无稽之谈,毕竟徐铉这年已76岁,即便早年真与姜氏有染,也是陈年老账,殊难定谳的。姜氏是徐铉夫人的侄女,徐铉出面帮助姜氏疏通合乎情理。作为历三朝而不衰,太宗依旧重用的三品高官,小尼姑道安敢向徐铉身上泼这么一盆污水,也相当有勇气。

此案怎么牵连上王禹偁呢?《宋史》载,“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任职大理寺,接案后他经过审理作出的判决是“道安当反坐”,徐铉等人无罪,而道安诬告反应予以治罪,并送交刑部复核。王禹偁曾奉旨和徐铉一起校正《道藏经》写本,二人算有交情,不过在此案中他没有包庇徐铉,而是秉公执法。

问题出在“有诏勿治”。刑部复核的结论也同意王禹偁的判决,但太宗仍下诏,“勿治”。这激发了王禹偁的耿直脾气,他再三思考后,决定“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再次上疏为徐铉雪冤,并请太宗治道安的罪。

宋太宗火了。

皇帝为什么帮道安呢?宋太宗崇佛敬道,也许是这个因素给了道安莫名的勇气。

从政治上考虑,太宗一方面要刹一刹王禹偁这种僧面佛面一概拂之的气焰,借此整治一下那些强横的言官。宋太祖开国立下家法,不杀大臣及言官,于有宋一代影响甚巨。北宋言官说话相当大胆,朝议也颇嚣杂。另一方面,五代以来,狱治冤滥,太宗践祚后,屡屡发布加强刑事政务的诏令,以期整饬。

于是,太宗“尽捕三司官吏系狱”,颁布贬谪令。贬谪令里排在头号的就是王禹偁,连降三级,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团练副使,还不得签署州事。徐铉贬为静难行军司马(今陕西彬县),不久后凄凉死在任所。

案中被贬的还有张去华、宋湜、宋白和向敏中等一任高官。后三人同坐此案殊为冤枉。宋湜掌管刑部,向敏中与王禹偁同判大理,又是张去华的女婿,估计是裙带关系使他们给太宗以“党援”之嫌。特别是宋白,受牵连的原因竟是与张去华交好,他们是同年进士。“同年党”那时闹得正凶,何况他还是王禹偁那一科进士的知贡举(掌管考试的人),与王禹偁有座主门生关系。这也反映了宋太宗对官员结党的心底之忧。

其实,太宗如此处理,与其说他是回护道安,未若说是道安一案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强化帝王威权、实现其整顿司法的梯航,淳化二年八月十二日太宗诏令设置“审刑院”,这是司法上重大的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果然,二十天后,王禹偁即被贬商州。

不过,以王禹偁直道躬行的品性,加上新锐之勇,即使了解皇帝的心底之忧,面对道安的诬告,王禹偁也会“抗疏雪铉”,这种官场上的“不识时务”,他遭受一些冤屈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安一案,王禹偁等不谓不冤,道安不谓不勇,太宗不谓不智。

有意思的是,波及的高官众多,使舆论的焦点转为了高官们的处境与下场,而风暴的中心——道安下场是什么?史籍无确载。

二黜:

事非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

王禹偁能够走到这一步,殊为不易。

王禹偁祖籍本不在济州(今菏泽巨野县)。五代十国末期世事离乱,百姓生灵涂炭,王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他举家从雷泽(今菏泽)逃荒避难到济州。逃难路上,父之兄弟二人相继离世,母亲也客死他乡,在济州全家“无立锥之地”,以磨面为生,常常向亲友告贷。

王禹偁十几岁时每每帮助家里送面到推官廨中,得到济州团练推官毕士安的喜爱,问他识不识字,是否读过书,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放弃磨面跟随自己读书,王禹偁连说“幸甚”。从此,王禹偁跟随毕士安习文。毕士安在济州任职两年,治绩斐然,宋太祖闻其名亲自召见并面授兖州观察推官。

王禹偁与伯乐毕士安的友谊持续了一生。之后经十年游学,王禹偁终于中了进士。值得一提的是,王禹偁知制诰竟早于毕士安,当进士及第已经23年的毕士安知制诰时,其命词乃王禹偁所作:“文炳国华,行敦天将,老于儒学,久次周行……”毕士安慧眼识珠,把王禹偁带上了科举之路,王禹偁仕途腾达后报答知遇之恩,这段忘年的情谊,时人传为美事。

王禹偁第三次遭贬时,久病缠身,陷入人生低谷,位在朝廷的毕士安对落魄的王禹偁牵挂备至,“元之(王禹偁字)家贫,安能遽之任乎?”不避忌讳慷慨解囊,送给王禹偁三百两银子旅资,使其乃能为黄州之行,“(毕士安)犹厚资其行,人称公知人为有终始者”。

商州岁月,王禹偁经济上十分拮据,在土地庙里栖居,甚至有整天睡觉挨饿的日子,不得不典园种菜养家糊口。忧患出诗人,被贬商州是王禹偁诗作高产时期。“商山五百五十日”里,他写下180余首诗,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还有大量的赋、文,王禹偁的代表作《村行》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满目山川,清晖娱人,让他忘却了一年来的不快。

过了两年,宋太宗的气消了,看见王禹偁的两次陈情,决定起复他。

再次知制诰后,王禹偁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步擢升,先入翰林,再知审官院并通进银台,直到做了中书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若到苏台人问我,长官重拜紫微郎”,这是他一生曾任过的最高职务。中书省负责最高指令即皇帝指令的拟定,可以说王禹偁确实进入北宋前期的执政系统,如果不是早逝,极有可能成为宰相之类的政者。

职务高了,事务极其繁忙。审官院负责在京朝官的考课事务,通进银台司作为全国文书收发的总机关,掌握全国信息,沟通君主与臣僚、中央与地方,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是很难取得这两个职务的。时王禹偁父亲离世,太宗特别夺情起复,他重孝在身仍昼夜奔波于内廷和官署,“三日一到私家,归来已是薄暮”。此次在内廷充职前后100天,他在禁中夜宿值班就有50天,42岁的王禹偁坚持下来,没有任何疏漏。

然而,王禹偁还是没有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被召为翰林刚刚月余,京畿周围旱情显露,太宗命官员祈雨,又命宦官祭祀五岳。祭祀时,为表达诚意,太宗在粘贴祝文的祝版上亲署了自己的名字。王禹偁进言,这不合古礼。还说,请从今以后不要再御书天子名讳,以便让尊卑有序,典礼不差。太宗在上书纸尾批注:“……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所惮,至于亲署,又何损焉。”太宗崇佛敬道,众人皆知,根本不会采纳这么古板的建言。

说话太过切直的王禹偁令太宗有些头痛。没过几天,令太宗更头痛的事发生了,王禹偁再次因言致祸。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四月,宋太祖遗孀宋皇后去世,她理应享有太后待遇,有司为其上谥号“孝章皇后”,并按礼请太宗为嫂子服丧。宋太宗拒绝,并传诏不许群臣临丧祭奠。

以孝治天下,丧葬仪礼是封建王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宋太宗自己也强调“孝者人伦至重”。宋开国不久承袭唐制,在卒葬礼仪上有“因丧辍朝”“挂服举哀”“临奠与致祭”和“御赐碑额”等哀荣与饰终之典,连“三品以上薨殁,通有辍朝之制”,官员去世都举朝停止办公以示悼念,况前朝皇后呢?宋太宗穿穿孝服都不肯,这道诏命相当诡异,全无道理。

这是为什么呢?明朝学者李贽考证认为,宋太宗之所以对皇嫂宋皇后薄情寡义,是因为深夜发生“斧声烛影”事件时,她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斧声烛影”是宋初历史上的千古谜案之一。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夜,宋太祖猝然离世。对其死因,宋代正史中没有记载,野史里则记载了一个极富传奇的故事:是夜,太祖病重,召弟赵光义嘱后事,侍人不得近前,只能远远地看见烛影,忽听得斧柄敲地之声,太祖高呼“好为之”,之后解衣就寝,赵光义出宫归家,四更时分太祖驾崩。宋皇后速遣宦官王继恩召太祖次子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却直接去了赵光义府第,引光义入宫。宋皇后见之颇感意外,急呼:“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泣答:“共保富贵,无忧也。”天亮了,宋太宗登基。虽宋皇后被封为“开宝皇后”,其待遇却从此一落千丈,居所移来移去,越移待遇越低,苦苦煎熬19年后,宋皇后去世。很快,她的梓宫被迁往燕国长公主府第。

朝野一片静默。翰林学士王禹偁实在看不下去了,私下发表意见:“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宋皇后毕竟曾母仪天下,该给她应有的待遇。话传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当即下令再次黜落王禹偁。

此时,王禹偁正住在燕国长公主府,目睹了宋皇后的凄凉。各处辗转做官,他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老父亲、妻儿和弟弟一大家子,为官清廉,无力购置田产和住房,再次返京,只能赁屋居住。他租住在燕国长公主府的一隅,燕国长公主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同出一母,此时公主与丈夫高怀德均已离世,旧宅收归朝廷,因宋皇后灵柩暂厝于此备受瞩目。

宋太宗的愤怒毫不掩饰,贬官令措词相当不客气,“操履无取,行实有违”。王禹偁很委屈,在给太宗的上表中辩称,开宝皇后权厝之时,就打算搬出去,但“未有去处,甚不遑宁”。他曾奉敕为宋皇后的父亲宋偓撰神道碑,多少有些香火情；他以耿直著称,想必得罪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不少“贵僧”挖空心思想整治排佛的王禹偁,那传话之人的用意更深不可测。落难至此,他对太宗的贬低不能接受,认为自己确实不够谨慎但又必须仗义执言,“事非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

这时,王禹偁重返朝中不过百日。

平心而论,太宗十分欣赏王禹偁的盖世文采。此番召回,他便吩咐宰相说:“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让宰相叮嘱王禹偁改改脾气,别太刚直。言犹在耳,王禹偁就触犯了天威,太宗愤愤不休地对宰相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

君王恩威并施,也无法改变王禹偁认理不认人的刚直本性。几年后,王禹偁一边感念太宗的知遇之恩,“龙髯忽断攀不得,旧朝衣上泪潺湲”；一边对太宗扎心的话耿耿于怀,“诰词黜责子孙羞,欲雪前冤事已休。”

三黜: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再谪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尽管对太宗贬谪自己的理由想不通,但王禹偁还是尽心尽力做好滁州的父母官。

抵任后,王禹偁发现,国家制度每年要求滁州向饶州(今江西上饶市)输送木炭,供冶炼铸钱而用,二州相距千里之遥,还要过数条大江大河,是滁州民众一大负担。他细研《唐史》,弄清楚炉冶分布状况,再与郡所格局详参,据实上奏建议在更近的池州(今安徽池州市)设立分铸点,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使滁州及其周边的淮民同时受益。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只有增加货币流通才能有效遏制私人铸钱的专业性建议。

其间,太宗崩逝,真宗即位大赦天下。王禹偁应诏上疏《应诏言事书》,从边防、精兵、简拔、沙汰僧尼、亲贤远佞等方面向皇帝进言,这是王禹偁政治思想的全面阐述。之后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改革主张,实乃王禹偁上述内容之继承与发展,此篇政论可视为北宋政治改革先河的开山之作。

该书上达后,真宗即召王禹偁还朝,三知制诰。

十年宦途,又回到原点,王禹偁不胜感慨:“郎署领制诰,十年未上坡。”回到京师,瘦妻老马,四壁徒立,只琴一张、砚一台、竹杖伴身而已。“一榻浑无物,孤琴对病容……”王禹偁决定不再乱说乱道,“既不曾上殿求见天颜,又不曾拜章论列时事。入直则闭阁待制,退朝则杜门读书”。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九月,真宗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命王禹偁参与同修。这本是重用王禹偁的好事,也是文人颇为看重的风雅之事。谁知此任令王禹偁第三次被黜落,再也没有机会起复了。

唐宋文人最为看重四件事:举进士、做制诰、修史书、知贡举。王禹偁三知制诰之际迎来了参与修史,该是多么高兴。其实,对于那时的史官来说,书写太祖朝历史是件最为头痛的事情。从太平兴国三年到咸平元年,《太祖实录》修纂整整20年未果,这已是第三次重修。

当着太宗的面,有些事不能如实书写,而不如实写又与古代知识分子崇尚的士人风骨相左,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早年濠州知州范杲接到太宗叫他入朝的命令,喜出望外,便日夜兼程,赶向京师。路上遇到一名到地方任职的京官,范杲迫不及待地打听,“朝仪将任仆何官”,当得知是去参加“重修太祖实录”后,范杲竟然惊愕到说不出话来,接着就病倒了,抵达后十天左右就去世了。

当年一稿修成后,太宗很不满意:“‘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二修刚一开始,“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非谋虑所及,陈桥之事,史册所缺,宜令(李)至等重加缀辑”,太宗要求按他的口径来写赵匡胤开国和陈桥兵变,领命的主修李至接着就称病请辞,另一位张泌也托辞去职,换人之后也未能如期修成。

早年便入直史馆,王禹偁对这些往事不会不知道,但还是投入了全部精力,勉撑病骨,“昼夜不舍,寝食殆忘”,三个月成稿十七卷,内容为开国之初到建隆四年史事,自己也感觉“小有可观”。不料“忽坐流言,不容绝笔”,被逐出修史队伍,他慨叹“夫谗谤之口,圣贤难逃”。

病恹恹的王禹偁为什么能在三个月内便写出十七卷?原来,他早有准备。从他入直史馆,到淳化三年在商州期间,他已自主完成了历史著作《建隆遗事》。

王禹偁在《建隆遗事》中记录了涉及宋初“陈桥兵变”与“金匮之盟”两大政治疑案有关的内容,而时人对此莫不三缄其口。正是鉴于史臣多有讳忌,王禹偁担心相关事实失传,故而编写此书。

正要大展身手时,忽又躺枪,个中原因史书记载只一句,“执政以禹偁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执政指的是负责修史的宰相张齐贤和李沆。早年王禹偁儿女亲家、太宗朝著名能臣张咏曾弹奏张齐贤,张相深以为恨,加上其遇贬时的制词恰由王禹偁所撰,张齐贤认为何必写得那么难听,从此留下芥蒂。

而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修《太祖实录》,禹偁直书其事”。

这次修纂,王禹偁写就的十七卷尚未进呈御览就遇黜,他自己提到这事的原因时也语焉不详。如果王禹偁著史时确实“议论轻重”陈桥兵变或者金匮之盟,张齐贤与李沆必会想尽办法调开王禹偁,以避可见的风险。次年,李沆呈上《重修太祖实录》后,报请真宗给予已去职的王禹偁奖励,赐绢五十匹,银五十两,理由是他曾参加了预修。

如今《建隆遗事》是研究宋史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今天看来,王禹偁立足于直道躬行的内在诉求,所形成的以直书、褒贬与忧患为主的直道著史风格,明显游离于北宋“为尊者讳”的史学政策之外,在宋初史坛独树一帜,特立独行。

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王禹偁虽正值壮年,但身体已经糟糕透顶,回顾三起三落,他在其著名的《三黜赋》里得出结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告诫自己要终身坚守正直仁义,就是再谪一百遍也不后悔。

咸平四年正月里,王禹偁向朝廷上言:看到狱中犯人每当有患病的时,就会互相侵染,或导致死亡,请求朝廷在各路设置病囚院进行救治,罪责较轻者应“许在外责保看医”。真宗月余后便回复同意,这是王禹偁送给黄州乃至天下的最后一件礼物。77天后,身自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的他告别了这个世界,之后终归葬于家乡——菏泽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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