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三部曲

图一：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江苏无锡

图二：钱钟书杨绛一家

□卞毓方

【编者按】

1911年，距今整整一百年了。就在那年，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六位大师级的人物出生。这六位大师，年龄相同，求学道路、留学背景也基本相同，都去欧美留学，都成了大家，而且都长寿。但是，他们的命运却相差很大，而他们的人生又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且让我们细细解读这六位大师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从今天起，我们特邀卞毓方先生撰写关于六位大师系列文化随笔。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以后每周一都会刊出一篇，敬请关注。

卞毓方先生是著名作家、学者，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他长期致力于学术大师的研究与写作，著有《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历史是明天的心跳》、《金石为开》、《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等著作。他此次所撰写的关于六位大师的文化随笔系“浓缩的精华”，他将文稿提供给《济南时报》独家发表，体现了他对《济南时报》的厚爱与信赖。

1

佳人才子，珠联璧合

杨绛的一生，何止三部曲？本文如此取材，只是为了简略。1932年春，东吴大学因为闹学潮而停课，杨绛北上清华，借读大四。那时清华女生很少，像她这般才貌双全的，自然如林妹妹入大观园，牵动八方视线。杨绛进清华不久，经人介绍，结识了大才子钱钟书。有人说他俩是一见钟情，杨绛否认，她晚年回忆：“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第一次和钟书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在这之前，有人告诉我钱钟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我曾听姐姐们说，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相貌不错，生性大胆淘气，食量颇大，绰号‘饭桶\’(‘崇范\’二字倒过来)，是以觉得钱钟书和这位淘气的‘饭桶\’不配，仅此而已。”

在钱钟书，绝对是一见倾心。钱钟书随后给杨绛写信，约她在工字厅见面。杨绛应约而去，这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日，两人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上，斜对面。钱钟书急不可耐地澄清一个事实：外面有人说我已和叶崇范订婚，这不是事实。杨绛也趁机申明：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第一次约会，两人如此快速地撇清自己，说明丘比特的金箭，已经在暗中把他俩瞄准了。

从此开始了频繁交往，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的信写得很勤，往往一天一封。清华园才有多大？约会之外，还用得着天天写信？这你就老外了。情话是诉诸耳朵，情书是诉诸心灵；当面时不方便出口的，可以借助笔尖流淌，哗哗的，而且是用英文，既高雅，又时髦，半是展示，半带炫耀。

杨绛犹豫，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点？嗯，说快其实也不快，她是以在东吴的荒废为代价；杨绛在东吴目不斜视，拒绝了多少献殷勤的白马王子，岂不是就等的这一天！

杨绛的好友吹冷风，说钱钟书怎么狂，怎么傻，长相又是怎么怎么不好。说都白说，杨绛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自我感觉，这就像写文章，关键在于灵感是否敲门；杨绛感到脸颊无故发烫，心旌无风自摇，爱情的玫瑰花，已在暗中羞答答地绽放。

转眼学期终了，杨绛的借读宣告结束。钱钟书给她出主意，要她留校补习，然后报考清华研究院，一旦考上，两人就可以再同学一年，那有多好！杨绛缺乏勇气，清华本科四年的文学课，一两个月怎能补齐？她回去了，先回苏州，后到上海，找了一家小学教书。钱钟书尝到了失恋的滋味，肝肠寸断，他写了许多哀怨的诗，寄给杨绛。比如：

著甚来由又黯然？灯昏茶冷绪相牵；

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复一年。

海客谈瀛路渺漫，罡风弱水到应难；

巫山已似神山远，青鸟辛勤枉探看。

颜色依稀寤寐通，久伤沟水各西东；

屋梁落月犹惊起，见纵分明梦总空。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恻恻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峥嵘万象付雕搜，呕出心肝方教休；

春有春愁秋有病，等闲白了少年头。

这是害了相思病了。

换个角度看，这是更具威力的进攻。

大爱在前，真爱在前，杨绛还有什么好犹豫？她只有束手就降――― 世界上最心甘情愿，而又虽输犹赢的投降！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和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设地造的绝配。胡河清有一番妙喻：“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2

“一头愤怒的猛狮”

杨绛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不管如何披“隐身衣”，也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杨绛平常显得很文弱，但在关键时刻，又豁得出去，比谁都坚强。且看：

杨绛是1966年8月7日被“揪出来”的，对她的劳动惩罚是收拾办公楼的两间女厕所。杨绛自己置办了小刀、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就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十天，原先污秽不堪的厕所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斑驳陆离的瓷坑及垢污重重的洗手盆，铲刮掉多年积垢，擦洗得雪白锃亮。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儿。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

杨先生自称在“牛鬼蛇神”一伙儿里，无论年龄、资格、地位，她都最小，“揪出”也最晚。可谁也没想到她竟会成为一次专场批斗会的主角。起源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的革命群众贴了一张钱钟书的大字报，把文学所已经查清了的黑材料又给捅了出来。杨绛闻讯，当晚和钱钟书赶到学部大院，在这张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外文所的革命群众起初并不知情，他们以为钱钟书真有如黑材料揭发的那么反动，而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竟敢在揭发钱钟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申辩，真是胆大包天，反了！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群众想压服她低头认罪，不料她却气焰嚣张。

问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答：“是我。”

又问：“打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答：“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调查澄清。”

台下一片厉声呵斥：“谁是你的同志？”杨绛不客气，干脆就称“你们”。她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革命群众被惹恼了，递给她一面铜锣、一根棒槌，命她打锣。她正在气头上，没处发泄，下死劲狠敲猛打。这下可闹翻了天，群众驱她到学部大院去游街！

杨绛头戴尖顶高帽，颈上挂着被水泡得发霉的一块脏兮兮滑腻腻的木板，举着铜锣，被押到人众稠密的食堂绕行一圈，又到院内各条大道上去“游街”。走几步，打两下锣，叫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后跟着一串“牛鬼蛇神”。

杨绛的同事叶廷芳，若干年后撰《杨绛先生印象记》，说，杨绛最初给他的印象，“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低着头，“出乎人们意外，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吼道：‘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许多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直不阿的精神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

3

用《我们仨》感动中国

20世纪90年代，杨绛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如今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

这个三口之家，是从英国牛津启程。1937年5月，阿圆呱呱坠地，加入父母两人的航船。钱钟书致“欢迎辞”，他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他们父女俩，一生一世，其实更像“哥们儿”，啊不，阿圆说：“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而妈妈呢，阿圆说，“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这是多么幸福祥和的一家人呀！现在，阿圆和钱钟书都中途下船了，撇下杨绛一个，独自面对人海茫茫。

杨绛没有落下风帆，她只是感到寂寞，无人言说的悲哀，生命需要对话，没有了阿圆，没有了钱钟书，她满腹的衷情、郁闷、疑虑，向谁吐呢？向谁诉呢？她的目光越过波涛，越过海平面，穿梭在古往今来，落在了柏拉图身上。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有一本对话录，叫《斐多》，记叙的是苏格拉底在就义的当天，与门徒们展开的关于正义和不朽的争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又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柏拉图的这本《斐多》，杨绛是在钱钟书的遗物中发现的。“千古艰难唯一死”！苏格拉底的超脱，让杨绛领悟了哲人的智慧。既然谁也摆脱不了死亡，那么，就索性直面死亡好了――― 她决定把《斐多》翻译成中文。

翻译的过程，就是与生命对话的过程，杨绛把全身心都投了进去，一字一句，一行一节，反复推敲，斟酌，结果，书翻完了，她的郁闷和疑虑也消失了，仿佛从死人堆里爬起的战士，她着手“打扫战场”。

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钱钟书的手稿。钟书是善读书者，他从前在牛津留学，即养成做笔记的习惯。手勤笔勤，笔记愈做愈多。一本本，一册册，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在铁箱、木箱、纸箱，乃至麻袋里、枕套里出出进进。光阴磨人，何况是书！如今，那许多本笔记，业已册页散落，纸张破损，字迹模糊，形象地注释着“人生如寄”。杨绛出面收拾残局，她把散落的，重新装订，破损的，加以弥补，模糊不清的字迹，一一仔细辨认。最终，她把钱钟书的手稿汇编成四十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绛做的第二件事，是写作《我们仨》。这是她老早就想动手的书，女儿病中，跟她说：妈，把这个题目让给我吧。杨绛答应了。女儿真地动笔开写，但是她只写了五篇，生命就被无常拐走了。女儿未尽的心愿，仍得由杨绛承当。

2003年，杨绛完成了《我们仨》。是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杨绛把一家人的生离死别，写成了浮生一梦，若魂若魄，若幽若明，而又真实清醒，刻骨铭心。第二部分，杨绛从头叙起，诉说了她怎样和钱钟书结合，踏上留英长途，喜得爱女钱瑗(也许谐音“前缘”吧)，又是怎样返国，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向学，青灯黄卷，粗茶淡饭，不求闻达，但求无愧我心，直至被老病相催，被无常拆散……在书的末尾，杨绛禁不住仰天叹息：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该书于2003年7月出版。同年年底，杨绛与巴金一起，分别当选为2003年的“文学女士”和“文学先生”。《新闻晚报》在《谁是2003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人物？》的标题下，斩钉截铁地回答：“杨绛――― 她用《我们仨》感动中国！”

2010年7月17日，杨绛在悄无声息中度过了百岁华诞(吾国习俗庆九不庆十)，据一位跟她接近的老先生讲，杨绛没有举行任何公开活动，亲戚有要为她过生日的，杨绛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另外，杨绛健康状态良好，思维敏捷，步履轻快，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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