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过路费案”的未竟之问

“368万天价过路费案”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诈骗案。在诈骗之外，还有许多盘根错节、难以厘清的罪责。如果司法部门仅仅盯着时家兄弟的诈骗行为，而没有看到时家兄弟的行贿之举与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则就是选择性失明。□王传涛

引起全国关注的“368万天价过路费案”，15日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并当庭宣判(详见今日本报A3版)。

案子终于了结。虽然时军锋、时建锋分别被判了7年和2年6个月，但对于已羁押一年，头发几乎掉光的时军锋以及他的哥哥时建锋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解脱。看不到结果的等待，远比出现一个可怕的结果更能消磨人的意志。姑且不言案子的审判过程与结果宣判符不符合程序正义，重要的一点是，两人在案子中，也确实有伪造军牌、逃脱收费的事实。

但是，再审判决结果，并没有揭开笼罩在“天价过路费案”之上的迷雾。比如，案件中的原告――― 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有没有责任？根据国务院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25条，以及河南省交通厅的有关规定，当时高速公路没有经过验收，其收费是违法行为。再如，时家兄弟爆料“我们每个月给收费站有关人员6000元”，现在，这个“相关人员”应该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可惜的是，究竟是谁每个月从时家兄弟那里拿钱，事发后时军锋又花钱向谁打点，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368万天价过路费案”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诈骗案。在诈骗之外，还有许多盘根错节、难以厘清的罪责。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的员工属于公职人员，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是可以归到“受贿罪”范畴的。即便没有证据能证明“受贿罪”的罪名成立，对于收费站工作人员而言，时家兄弟在高速上通过2363次不被发现，也证明相关工作人员有严重的“渎职”行为。

也许还要回到民生的问题上解释此案。一对农民兄弟为何要冒着犯罪的危险去伪造军牌？为何要主动向权力请求寻租？权力对收费站人员的监督，何以长期形同虚设？随着案情抽丝剥茧逐渐明朗，世人不得不震惊于货车司机悲惨命运背后的那些并不煽情的故事：巨大的权力寻租漏洞，以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似的人生处境。一言蔽之，荒唐的“天价过路费案”既是社会资源管理不善的结果，也是社会分配不均的结果。

“过路费”已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挥之不去的伤痛。当社会的物流出现层层分肥的可能，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将会无限扩大。占世界10%的公路总长度却拥有占世界70%的收费站的现实，必然滋生出荒唐的故事。

鲁迅曾说过，“一个也不宽恕”。放在此案之中，也应该适用。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虽是原告，但具有所有成为被告的要素。如果司法部门仅仅盯着时家兄弟的诈骗行为，而没有看到时家兄弟的行贿之举与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则就是彻头彻尾的选择性失明。这样一来，时家兄弟不仅背负了些许冤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将受到损害。

(济南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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