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了，并非一定幸福快乐经济学者陈惠雄谈幸福

作者：印朋

□本报记者 印朋

这是个人人都知道却不一定明白的道理：有钱了却不一定幸福。近年来，国人的收入增加，闲暇减少了；社会进步了，心理疾病却在增长；家庭条件改善了，离婚率却在攀升。

当一个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根据各种数据、相关理论来证明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意外？幸福经济学也称快乐经济学，是 世纪 年代兴起的新兴经济学领域。 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

济南时报：您分别取得过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学位，是什么原因让您转向快乐经济学的研究？

陈惠雄：这起因于上世纪80年代我对生产目的的思考。1980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当时我觉得，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应从人类行为共同本质或共性进行探讨。经过分析，我发现人类的一切行为，其共同目的是实现快乐满足。可口的饭菜带来味觉快乐，美妙的音乐带来听觉快乐，所有人类行为皆因追求快乐满足而发起，所有的物质追求归根结底是服从于精神快乐的需要。基于这种快乐思想，我对经济学进行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快乐经济学理论。

济南时报：1980年的那场讨论在经济方面主要谈了些什么？

陈惠雄：那场讨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的。当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那时，敢那样讨论是很大的思想解放。计划经济30年重积累，改革开放后转向重消费。重积累，并非全错，只是有些过头。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不仅在于能够劳动或使用工具，而是能将自己的劳动以物化形式积累，让后人在前人劳动积累的基础上以更有效的、更节约的劳动方式进行。重积累，尤其是重前期积累，是有理性的表现。国家与个人都是同样的道理。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是已经栽树30年，可以乘一会儿凉了。

当时我读中文专业，一心想着考经济系的研究生，所以就留意经济热点问题的讨论。从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联系到各种人类行为，我开始觉得目的是个系统概念，有中间目的，最终目的，以至于人们的任一有意识行为，都受一定目的支配。这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仅限于经济学范围就难以深透。于是，我依着由个别而一般、由具体而抽象的归纳思维方法，把生产目的问题抽象化，上升到哲学的维度思考与解释。最终我对这一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形成了哲学化的结论，即人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快乐满足，都是人们精神上“舍苦求乐”或者叫“趋乐避苦”的结果。所有的行为追踪下去，其终极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迷惘中知悟到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快乐，对我来说，且不论祸福，这一思维的抽象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从“人”的角度，必具有共同性；而从目的的角度说，一旦达到最高的抽象，“人的目的”定然是统一、共同的。也就是说，不管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还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终必有一共同、终极的目的支配着古今中外所有人的全部行动。谋生求死，穷人富人，将军乞丐，概莫能外。由生产目的抽象到了终极目的，让我绞尽脑汁。

济南时报：快乐理论是如何影响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的？

陈惠雄：快乐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终极目的是实现“最大数人的最大快乐”。人的快乐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快乐的满足品不仅有人造的也有自然的。这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国民快乐幸福的中间手段，且不是唯一手段。因而将国民财富的货币化表示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政绩的考核唯GDP论，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发展经济时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国民快乐需求的结构和层次特点，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努力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济南时报：快乐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陈惠雄：与政策相结合，探讨如何将快乐理论服务于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通过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再设计，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国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和持久幸福。

济南时报：您曾经分析，人生的幸福指数呈U形规律发展，在25岁至40岁这个阶段幸福指数最低，但25岁至40岁是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您认为什么原因使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普遍幸福感降低？

陈惠雄：25岁至40岁是人的中年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但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承受了更多来自家庭、社会的要求和负担，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因而这一时期的人幸福感不高。

济南时报：人的幸福体验来自哪些方面？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陈惠雄：人的幸福体验来自六方面―――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社会、生态状况。健康状况包括自己与家人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这是快乐发生的客观基础和获得快乐的前提条件；亲情状况包括家庭中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不同辈之间人的亲情状况，可为人带来相互关爱、精神抚慰、信任、压力释放等方面的快乐；收入状况包括绝对收入、家庭资产和相对经济地位，一定的收入可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也是诸多其他方面快乐实现的重要条件；职业状况包括工作压力、工作时间、劳动条件等，适度的劳动、创造性劳动、合适的劳动岗位以及和谐的劳动组织关系，都有利于人们的快乐体验；社会状况，包括社会安全、公平、公正、自由、道德取向以及政府效率等，民主、平等、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自然环境状况，包括生态平衡、资源完好率、生物多样性以及人均水资源量和水质状况等，良好的资源环境状况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优美的自然是人们快乐的主要来源，现代社会中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制约生命健康和人的快乐满足。在上述六因素中健康、亲情对人的快乐影响最大。

济南时报：国民幸福指数是如何测算的？包含哪些方面？

陈惠雄：将国民快乐看作上述六因素变量的函数，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加权平均法可求得国民幸福快乐指数。幸福指数核算时，具体所采用指标及其权重具有动态变化性。

济南时报：您曾在演讲中称，近10年来，国人的快乐指数一直在下降：收入增加了，闲暇减少了；社会进步了，心理疾病却在增长；工作繁忙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家庭条件改善了，离婚率却在攀升。这是什么原因？快乐经济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陈惠雄：这种现象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出现问题，“以经济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个人以追求物质财富或收入的增加、享受为目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了，环境恶化了，收入增加了，工作强度加大了，闲暇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随之减少。快乐经济学解决方案是，以人为本，从国民幸福快乐出发，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加强对国人的物质欲望的调控与引导，树立广义的消费观和财富观。

济南时报：在世界范围内，把快乐和幸福上升到国家立法和制度层面的典型是荷兰、不丹。这两个国家是怎样操作的？

陈惠雄：荷兰人的幸福来自国家高福利、宽容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策，以及人与人的相互信任等社会环境。在荷兰，娼妓和大麻都是合法化的，可见其社会经济政策之宽松。一般来讲，适度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国民幸福。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间取得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由四大支柱支撑：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为此不丹采取了保障和提高国民幸福的措施，如免费提供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保护环境和继承、发扬自身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等。

济南时报：您曾提出一个观点：把经济学中的双赢思维搬到追求快乐上来。能解释下吗？

陈惠雄：双赢就是个人行为既利己也利人，双赢思维反映的是互主体思想，即将经济活动对象也作为同自己具有相同需求的价值主体并给予尊重，而非被征服的客体。将双赢的思想运用到追求快乐上来，就是在追求自己快乐的时候也要给他人快乐。

济南时报：你曾写过一本《解读快乐学》。茅于轼先生为此书作序时写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早一点把这个问题想通，人生会少一些挫折，多一些愉快”。你认为人生的意义和快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陈惠雄：茅于轼先生这里讲的人生意义实际上是指人生的根本目的。从这个角度上，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的快乐幸福。显然这里的快乐不是简单的物质上的感官享乐，包括更高层面的精神快乐；不仅包括自身的快乐幸福，还包括大多数人的幸福快乐。

陈惠雄，1957年生，浙江兰溪人。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快乐经济学的学者。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长期从事快乐学、人本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

幸福就是通过努力，和领导、战友共同提升单位的业绩和影响，警民关系进一步和谐，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 警官李勇

孩子趴在妈妈怀里吃奶就是幸福

――― 汶上法院康广海

下雨的下午，捂在被窝里面听音乐和雨声就是我的幸福。

――― 网友唐多多

幸福就是你手冷的时候，他帮你暖手。

――― 网友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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