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德棉虚假陈述赔偿案二审在济南开庭股民再诉ST德棉索赔千万

作者：王颖军

□本报记者 王颖军

本报持续关注的全国多位股民起诉ST德棉虚假陈述赔偿案，索赔金额最高、案件进展最快的一例进入二审环节，9日在省高院开庭审理。由于路途遥远，广东股民莫女士没有赶到济南，其代理律师、国内知名证券维权人士刘国华从广东赶来，与德棉代理律师当庭辩论，德棉方面没有工作人员出庭。

去年10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股民诉讼请求，理由是：“德棉股价的下跌系因股市系统风险所致，与德棉的虚假陈述无必然因果关系。”9日的庭审围绕这一焦点展开，但法院没有当庭宣判。庭审争议一

股民损失与虚假陈述是否存因果关系

在庭审现场，德棉代理律师孙守忠表示，德棉的确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但已经受到证监会的处罚，德棉并不一定要对上诉股民进行民事赔偿。他大量列举了2008年股市下跌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认定股民损失是由系统性风险造成的，而不是由德棉虚假陈述造成的。

刘国华律师指出，根据2002年出台、2003年2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根据莫女士的对账单，她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2007年3月16日之后，至更正日2008年6月5日之前买入德棉股票，且正是在虚假陈述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莫女士的损失与德棉的虚假陈述之间显然存在因果关系。

庭审争议二

虚假陈述期间是否存在股市系统性风险

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还有一项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

由此，德棉虚假陈述期间证券市场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也成为双方辩论的焦点。刘国华律师表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2007年3月16日，深成指数为8147.32点，中小板指数3408.26点，纺织板块指数496.525点，数据均较2008年6月5日更正日的11860.27点、4321.58点、528.63点低。整个虚假陈述实施期间，大盘指数是走高的，如以德棉方面所称的大盘指数来认定系统风险，本案根本不存在大盘指数下跌等系统风险。而且，虚假陈述的德棉股价在2007年3月16日为6.63元，比2008年6月5日更正日的5.77元高，明显是因为德棉股份虚假陈述，扭曲了股价，股价下跌导致了股民损失。

令人不解的是，孙守忠律师在庭审现场反复强调的却是虚假陈述更正日至基准日的系统风险，即2008年6月5日至2008年10月13日期间，深成指数、中小板指数等都在下跌。

虚假陈述更正后，股民自然会对是否继续持股作出自己的判断。庭审后，记者问孙守忠律师为何不谈虚假陈述期间的系统风险，孙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等着看二审结果吧”，然后匆匆离开。

一波三折，二审不成还要申诉

莫女士：诉讼费已花了18万

“德棉虚假陈述在先，事实清楚，而且这样的维权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想到官司打得这么艰难，我肯定不会放弃，二审如果打不赢，我会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9日，莫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她向德棉提出的索赔金额是1100万元，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已经花了18万元。

截至德棉虚假陈述更正日，莫女士的账户中尚有2787000股德棉股票。“因为德棉的虚假陈述，我的损失惨重。”莫女士说，去年初她看到刘国华律师向曾经购买过德棉股份股票并遭受虚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征集诉讼委托，于是委托刘律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德棉股份索赔1100万元，并要求其控股股东德棉集团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责任。7月14日，法院正式受理该案。10月9日，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一审判决不但认定系统风险，而且以此驳回我的全部诉讼请求，实在没有预料到”。

莫女士说，她在起诉德棉前后了解到不少类似案例。如黑龙江高院终审的“大庆联谊案”，宁夏高院终审的“银星能源案”，河南高院终审的“郑百文案”，均明确不认定系统风险因素导致的损失。而此前的“杭萧钢构案”、“中捷股份案”、“华盛达案”，均以调解方式结案，赔付比例分别为82%、71%、70%。

“类似案件结果截然不同，如何让人信服？”莫女士表示。

代理律师认为股市维权在退步

自最高法院关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2003年2月正式施行以来，作为国内知名的证券维权律师，刘国华代理了大量股民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他告诉记者，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证券维权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2003年以及之后的几年，同样是在山东，数千名投资者诉东方电子虚假陈述赔偿案，有100多名律师参与代理，索赔额超过4亿元，最终赔付3亿多元，因为事实清楚，一般都是调解结案，赔付比例大概75%。”刘国华说，“按理说法院审理这类案子应该是越来越有经验，但这两年却明显感觉很吃力。德棉是一个例子，在莫女士之前，去年3月，首例股民起诉ST德棉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在首次开庭的前夕发生变数，被诉的德棉方面提出管辖权异议，导致原定于5月9日在济南中院的开庭审理暂时取消。当然，德棉提出管辖权异议，不过是利用诉讼技巧拖延时间而已，被山东省高院驳回。再者像海南的华闻传媒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一审股民诉讼请求也全部被驳回。”“我们律师做的是风险代理，除了原告自己支付的诉讼费用，我们到上市公司所在地递交诉状、开庭等相关费用，都是自己垫付。”因为代理了多起股民诉德棉赔偿案，刘国华已经从广州往返济南数次，“如果德棉的官司打不赢，以后我也撑不下去了，不想再代理这类诉讼，如果代理的话，也得挑上市公司离广州比较近的。”

【评论】

不造假的是傻瓜？

从广为人知的银广夏、蓝田股份以及东方电子的造假案，到江苏三友法律文书涉嫌造假和虚假陈述、五道关挡不住绿大地欺诈上市，近年来上市公司频繁曝出造假丑闻。违法成本低是上市公司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业内甚至有“不造假是傻瓜”的说法。

德棉造假被揭露后，仅被罚30万元，如何能够起到惩戒作用？而造假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收益却是诱人的，导致造假者往往“掉进同一条河里两三次”，而且造假风从A股蔓延到海外，以致带来“中国概念股危机”。

除了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应是造假上市公司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绝大多数股民维权意识淡薄，有一些甚至还不知道可以起诉，再加上虚假陈述都是陈年旧事，有时候股民也没有关注到，这让不少公司逃避了法律制裁。

美国证券市场关于信息披露、打击证券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法案》近乎严苛地打击证券犯罪。其主要表现在：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等主要高管必须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一旦财务报表被证实存在违规不实之处，将按证券欺诈罪被判处最高达25年的刑期。对犯有证券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

上市公司造假，每个股民都是受害者，我国目前均是个体诉讼，小股民维权经常遇到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美国证券市场的集团诉讼同样值得借鉴。集团诉讼一般是由律师启动，在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实施期间的每一个投资者都是被侵权的投资者，只要其不明确放弃索赔权利，均是集团诉讼的成员。

只有把上市公司造假的成本提高到它不敢冒险，股民才能够重拾对上市公司、证券市场的信心，股市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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