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处遗址见证日军侵略济南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琵琶山下有“万人坑” 新华院曾是“阎王殿”

作者：邵猛本报记者丁宁

┬见习记者 邵猛 本报记者 丁宁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上的枪声迅速传遍全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全面抗日战争。8年之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种种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惨剧，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1945年12月27日，山东战区在济南接受日军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在济南整整8年。

从1937年到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5周年。当初，日本侵略者在济南的种种罪恶，现在是否还留有遗迹呢？顺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找寻日本侵略者在济南留下的部分痕迹，作为对这一重大历史日期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正是对历史的负责。

琵琶山“万人坑”，见证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雨后的济南少了很多燥热，7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济南试金集团（原试验机厂）院内的琵琶山。院落幽静，绿树成荫，沿着修砌整齐的石阶，记者缓步登上厂区北部琵琶山，“济南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赫然现于眼前。

纪念碑高1米左右，宽不足2米。“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年，秋风秋雨，阴霾无日。盘踞济南之侵华日军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始于济南琵琶山下，营造杀人魔窟―――万人坑。自是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我数以千百计抗日军民先后被日军第十二及继驻之四十三军残害虐杀于此。”“建国后，经初步挖掘检视，于大小八坑内，拣得完整尸骨七百四十六具，其零散及未及掘得者当更多于此数。嗟呼，我被害同胞万人不啻！”在纪念碑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文字。“这座碑是我们厂里组织立的。”在试验机厂工作40多年的白先生告诉记者，“1990年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时，为了悼念死难者，厂里决定在万人坑原址立碑，全厂职工都踊跃捐款。”

白先生回忆说，1968年，9岁的他正读小学，“‘文革\’时期‘忆苦思甜\’，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来到琵琶山，在厂房内，我见到很多人的白骨，有讲解员讲‘这就是日本鬼子在济南残杀百姓、作恶的罪证\’，我那时还是小孩子，很害怕。”从旁边走来的李先生对记者说：“建厂房打地基时，从土里挖出很多人骨，我看到的就有两辆车往外拉。”

前几年曾有一名80多岁的日本老人来到琵琶山，“他跪在纪念碑前，像是在忏悔，可能就是当年在济南的日本兵。”白先生告诉记者，纪念碑立起之后，“也有日本老头、老妈妈组团过来，走上琵琶山，在纪念碑前凝望。”

琵琶山，充满秀逸的名字，却因为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变得血腥。

当年的琵琶山，尚处于济南西郊。一列东高西低的小山，横坐于农田之间。山上岗峦起伏，树木郁郁葱葱。1937年12月27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济南，日军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12军、43军，于1940年秋，强迫济南人民在琵琶山下，挖掘大坑，为其制造杀人基地。

自1940年冬至1945年秋，为维持法西斯统治，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无数次在琵琶山下肆意屠杀中国军民，他们采取枪杀、刀杀、火烧、活埋等种种虐杀手段，每次屠杀，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惨叫声不绝于耳。

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军民之后，有时仅仅在尸体之上盖一层薄土或只撒一层石灰，有时甚至什么也不掩盖。一年年、一次次的屠杀，坑内旧骨未尽，又添新骨，白骨累累，“人间地狱”莫过于此。

全国解放之后，为搜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罪证材料，相关部门曾组织人员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万人坑”挖掘、鉴定。1954年底至1955年初，十数天的时间在长宽都不足50米的“万人坑”中挖掘出大小8个尸穴。挖掘出的尸骨较完整的有746具，尸骨零乱无法认定的难计其数。济南试验机厂自1958年建厂，每逢扩建厂房时，还不断挖掘出大量尸骨，可想而知，在琵琶山“万人坑”，日本侵略者屠杀的中国军民难计其数。

新华院“阎王殿”，集中营疯狂虐杀中国军民

济南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时，曾有一首民谣：“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谁要到了这里面，也抽血，也挖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想治是枉然，想活命如上天，只有进去没有还！”民谣中的“新华院”，设立于1943年，是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的“战俘”集中营，原址位于堤口路原济南幼儿师范学校(今济南六职专)院内。

在学校院内，有一排平房，墙壁上挂着写有“新华院旧址”的牌子。在平房前，记者见着一位姓朱的老人，1970年老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一直居住在紧挨着学校的一栋居民楼里。朱老先生告诉记者，在教学楼的后面有4栋宿舍楼，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楼之前原本是3排小平房，“推倒平房建楼时，挖地基，曾经挖出过不少人骨。”朱老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不少日本人到这儿来照相留影等，可能他们曾经在这里待过。”

岁月流逝，曾经的房屋或许已经变迁，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却不曾随雨打风吹而去。“新华院”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西院为“新华院”本部，东院为看管犯人的日本驻军军部，院内有便门使两院可通。为了防范被关押中国军民逃跑，“新华院”防卫森严，过丈高的围墙之上有高压电网，四角建有岗楼，有日军士兵巡逻；围墙内外各有宽、深达5米的壕沟，沟内蓄水，沟边设铁丝网。在院内还设有内禁区和特禁区。内禁区设在第一道约2米高的电网之内，为兵营式平房，里面有部队、图书室、医务室、伙房队等。特禁区设在第二道铁丝电网之内，作为“院中之院”，集中囚禁俘虏。整个院子不只日本士兵看守，还有由他们牵着的狼狗巡逻，狼狗吠叫，院内不得安宁。

作为一座集中营，“新华院”关押着大批中国军民。被关押的中国军民不仅要忍受繁重的劳动和冻饿的折磨，而且还常常遭受无尽的酷刑与无端的杀戮。

被关押者很多被送往日本国内或我国东北充当苦力，余下的人员很多也被迫参加各种劳役，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日军时常押着他们到白马山劈山开石，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毒打。他们只能吃到少量的小米饭，而且是发霉、生虫子的坏米，很多人骨瘦如柴。被关押者穿着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烂衣服，很多人鞋子都没有，面对繁重的劳动和严寒，许多人活活冻死。日军准备了各种酷刑，随时虐待杀戮被关押的中国军民，“扒皮、挖眼、活埋，以及饿累致死、枪杀犬噬、禁闭置死”，狠毒难以描述。“新华院”的医务室同样满是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被关押者身上抽血，以供应侵华日军伤员，有的被关押者竟被活活抽尽血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新华院”前后共关押过中国军民3万余人，其中被折磨致死者有1.7万余人，送往日本等地充当苦力者有1万余人。日本侵略者建立的“新华院”，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地下室“魔窟”，济南也曾有日本侵略者“731”部队

侵华日军731细菌战部队，可谓是臭名昭著。在侵华期间，曾经有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日军部队驻扎在济南，并且用活人做过实验，多达1000余人被折磨致死。而当初日本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秘密研究的建筑，至今仍有保留。

在经六纬九路口西北不远处，有一栋灰色的旧楼。这是一栋看上去很坚固的老建筑，大楼东西横亘，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从外面看，地下室的窗口一半露出地面。通往地下室的栏杆门上挂着铁锁，透过栏杆门，记者无法探知黑洞洞的地下室有多大。

住在附近的李大爷讲，“这座楼的地下室特别大，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占领济南时，曾在里面研究过细菌战。2009年时，有一名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曾来过这里，采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证。”

1938年到1945年，番号为“1875部队”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队”就在这座带有地下室的建筑里，秘密从事细菌战研究，并为日军多次发动细菌战提供细菌。据档案记载，这支细菌部队共有100多人，其中有20多名技术员和军医。当时，它的实验基地配置齐全规模庞大，整个本部包括培植室、三个实验室、解剖室、动物室等，还有一个专门焚烧尸体的焚尸炉。

这支名为防疫的部队，实际上却是用人体实验疫苗，做鼠疫、伤寒、霍乱等病菌的实验，而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重要的活体来源就是“新华院”。1946年国民党官方有过报道，日军在“新华院”至少杀害了11000名中国俘虏，其中很多就死于异常疾病。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多名日军士兵的审讯记录同样证实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之深。原在“1875部队”服役的中尉技术人员竹内丰受审时交待，仅他一人就在半个月内连续解剖了11名活着的战俘。侵华日军济南宪兵队情报处车站分遣队长田中准尉，曾在济南火车站强行给旅客注射“机福斯”(伤寒菌)，用刺刀威逼，谁不打针就不准上车。他们还从纬八路“八卦楼”强行拉来一些妓女，给她们注射一定剂量的细菌后再进行抽血化验，研究性活动频繁者感染细菌后的血液变化。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座有过特殊用途的老楼坚固得仍在使用。住在这座老楼里的人们，是否了解它的历史，是否知道它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我们无法怪罪老楼“助纣为虐”，历史已经发生过如此的不幸，我们要做的是铭记这段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特务机构在济南建的“公馆”大多已不复存在

“凤凰公馆”异地重建，成为建筑文化博物馆

号称“济南第一高楼”的绿地普利中心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这是普利门片区改造工程中的一个项目。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曾是当年日军“凤凰公馆”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变身为济南市公安局宿舍。2009年，济南普利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10年，凤凰公馆正式从济南市区拆迁至山东建筑大学新校区内。山东建筑大学的姜波教授告诉记者，这座济南首个异地重建的老建筑，现已成为山东省第一座建筑文化博物馆，主要用于展示山东建筑大学收藏的各类建筑文物、老建筑构件和地契，并于每周四下午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据了解，拆迁前的凤凰公馆，坐落于普利街片区的西凤凰街40号院，面积200多平方米，具有明显的德式风格，是济南近代建筑中比较宏大的单体建筑，拥有百年历史。1944年夏，凤凰公馆被日军占用，日军在此成立了特务机构，其特务活动受日军济南宪兵队本部特高班和日军济南宪兵分队领导，活动场所为车站、码头、影剧院、妓院等复杂场所，专司情报收集及对抗日组织、人士的秘密侦探和捕杀。

日军侵占山东期间，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殖民统治，破坏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山东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网络，将大批特务派往济南，构筑起一个以济南为基地遍布全省的特务网络。其先后在济成立了20多个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机构大体上可分为4个系统，即日军军部系统、宪兵队系统、新民会系统和伪政权(伪警察)系统。为掩人耳目，这些日本特务机关对外全部以“公馆”面目出现。

除“凤凰公馆”外，日本特务机关在济南设立的公馆还有很多―――“鲁仁公馆”：即“对共调查班”。1941年12月初设于经三纬三路，后迁至经四纬三路。该机构主要负责对共产党情报的搜集、分析，曾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班”：该组织1940年成立于徐州，1941年5月迁至海州，1942年4月迁至济南林祥街90号，改组为“林祥公馆”，直属于山东日军第十二军。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诱降活动。“梨花公馆”：成立于1941年，驻济南斜马路8号，直属第十二军参谋部。其头目为速水信一，因其妻名梨花，故称“梨花公馆”，专在宗教团体中开展特务活动，训练亲日教徒。“梅花公馆”和“千秋公馆”：“梅花公馆”设于1938年4月，1941年撤销，1942年后改设“千秋公馆”，驻济南市斜马路。任务是控制反动帮会，利用帮会组织拉拢伪军，勾结顽军。“樱花公馆”(又称“铃木工作班”或“铃木公馆”)：组织、操纵驻山东的蒙古军(约300人)，在集中营“新华院”活动。“泺源公馆”：1943年设立，驻西门(又称泺源门)大街。以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为主要任务，侦捕、杀戮中共抗日人员，并向抗日根据地派遣特务。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公馆遗址都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凤凰公馆”更具见证历史的文化价值。

后宰门教堂：

基督徒反抗日本侵略的见证

日本侵略军强占济南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抗。除各类武装力量外，包括爱国宗教团体在内的民间力量也奋起反抗。其中，济南后宰门教堂就是基督教徒为抵制日本侵略军而建立的。

历下区后宰门街105号，百花洲畔，一座青砖灰瓦的欧式建筑在曲水垂柳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幽静。这就是建于1937年的后宰门教堂。根据记载，后宰门教堂早在初建时只有三小间，其中礼拜堂东西宽10米，南北长15米，“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关闭，用作某机关宿舍。1985年，政府将教会房产返还。直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教会对礼拜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目前所见，可容纳约600人的两层礼拜堂的格局。这座因基督教徒反抗日本侵略而自发建立的教堂，成为了日本侵华罪行的最好见证者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天津、济南等华北城市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为进一步统治，他们把济南划分为“商埠区”和“城外区”两个区。“商埠区”为城内，“城外区”为南关、东关、北关等，并在城区设立“宪兵司令部”和特务机关(现泉城路旧址)，在城门口设立碉堡岗楼关卡，派兵昼夜巡逻检查，强令进出城的中国人出示“良民证”、接受搜身，同时向日本鬼子鞠躬，否则将被抓进“宪兵队”上“老虎凳”等酷刑，遭受肆无惮忌的残害。

当时，济南市只有两处较大的基督教堂，一处位于经四路(现经四路教堂)，另一处位于南关(现趵突泉小区)。礼拜天，住在关外的信徒进城做礼拜时，目睹日寇对中国同胞的所作所为，他们义愤填膺，于是提出要建一处属于“自己”的教堂，最终选址在大明湖附近后宰门街一处占地面积60多平方米的教会诊所旧址。倡议发出后，基督教信徒们争相捐钱捐物，很快，后宰门教堂就建起来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日子里，济南的老百姓只配给少量的面粉。基督教信徒省吃俭用，将节省下的面粉做成“饼”供“圣餐礼拜”时使用。同时，还请来城里的牧师、长老讲道。教堂在日寇占领下经常受到日本特务、汉奸的骚扰、破坏，停水停电、关闭教堂，但大家都不惧怕，停了电就点上油灯、蜡烛照明，停了水就自己挑水。甚至许多经商的爱国基督教徒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药品和物资送给地下抗日工作者。更有一些基督教信徒拒绝将子女送进日本人创办的“学校”读书，拒绝接受奴化教育。他们还悄悄发起抵制日货的“三不”行动――― 只经销国货，对日本人的东西“不买、不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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