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校长劳乃宣晚年隐居青岛他劝溥仪娶德国皇帝的女儿

政治上，他官至大清国的学部副大臣（教育部副部长），誓死捍卫清朝的政权，思想保守，曾写信给袁世凯劝他将帝位还给清室，还想过为保住清朝统治让溥仪娶个德国妻子；学术上，他是卫礼贤的汉学老师，也是中国呼吁推广汉字简化运动的先驱，他提出统一读音，以北京话为标准。这个集保守与开明于一身的矛盾体就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劳乃宣，他在朝为官几十年从未到过青岛，然而他的晚年却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而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也是在青岛度过的。

他当了二十多年县令

劳乃宣，号玉初，浙江桐乡人。清末修律，他是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音韵学家和数学家，一生著作颇丰。

“劳乃宣一生的成就，与其执着、严谨的性格分不开，这一点从他为官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岛城文史学者鲁勇介绍，同治十年(1871年)，28岁的劳乃宣中了进士，分到直隶(今河北)做知县，历任南皮、完县、吴桥、临榆、清宛、蠡县等县的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调任临榆，临榆知县一当就是二十几年没有升迁，也没有易职，在清代的官吏之中是十分少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劳乃宣是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相反他在百姓之中的口碑非常好。

据《清史稿》记载，劳乃宣担任县令时，每天清晨即起，然后升坐二堂，向衙役们交代完当天的任务后，再升大堂接受诉讼。只要有人来告状，就随时升堂办理，并下令“役吏不能隔民”，也就是说百姓的诉状都要交到他手，一一过目，并亲笔进行回复，办理案件日理日清，从不拖延积压。由此可见，劳乃宣当父母官时对工作就十分认真负责。据史料记载，在其任县令期间，还曾三次在上级的考核中被评为“卓异”。既有政绩又有百姓爱戴，这样的好官为什么一直升不了职？鲁勇认为主要问题就出在劳乃宣一心放在研究学问上，做县令的这段时间无疑是他大量学术著作问世的积累时期，而专心致学则导致其疏于打理官场上的人情往来，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不善于逢迎上司，不懂得贿赂。”

一篇文章让他进入吏部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并迅速呈现燎原之势，劳乃宣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表示经过考证义和团是邪教白莲教的支流，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早在嘉庆年间就被明令禁止。劳乃宣不仅将这份考察结果在其任职地进行大规模宣传，呼吁百姓不要参与，同时也呈送朝廷，申请将结果全国颁布，以禁止义和团运动。

虽然慈禧太后最终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对其采取了怀柔政策，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他的学识却被朝廷看到了。1900年，劳乃宣终于离开县令的岗位，被调入京，任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可官没安稳当几天，义和团的势力也进京了，与拳民们正面打过交道的劳乃宣深知“大乱将作”，于是“请急南归”。于1901年10月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总理（校长）。

据说，劳乃宣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政府认可，却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文史学者丁志可，在《劳乃宣：左手学者，右手官吏》中就曾写道：“1899年，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的路上遇到了劳乃宣。劳乃宣把自己对义和团的考证书拿给袁世凯，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袁到山东以后，建议清政府对义和团严加预防。他自己则痛下杀手，使山东义和团死伤惨重。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劳乃宣鼓掌叫好。六年后，他在与徐世昌谈到这个问题时，还称赞袁世凯：‘山东能保全，全在他，令人感佩。项城(袁世凯)用我之言而收效，至今犹未忘。’”或许正是这一次的知遇之恩，才让劳乃宣日后有勇气力劝袁世凯归还帝位于清室，复辟大清。

卫礼贤请他来青岛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劳乃宣再次应诏入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次年，任江宁提学使。1911年再回北京，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监督(校长)，兼署理学部副大臣，也就是大清朝的“教育部副部长”。

“1911年，清廷退位后，清朝的遗老们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纷纷逃出了北京城，他们中一部分住进了上海和天津的租界，还有一部分来到了德国人管辖的青岛。”鲁勇表示，当年来青避难的逊清遗老有一百二三十人，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忠实拥护清廷的大臣。他们当中又分为两派，一是顽固的复辟派，坚决拥护并想尽办法要让大清再次统治中国；另一派被称为“二代朝臣”，如果当政者一声召唤，依然愿意出来当民国的官。劳乃宣属于前一派，他一心想着让溥仪再当上皇帝，死也不愿意剪掉头上的辫子。

和其他逊清遗老不同，劳乃宣不是自己躲来青岛的，而是应邀而来的。应何人之邀？此人正是青岛人十分熟悉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卫礼贤怎么会邀请劳乃宣，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劳乃宣的好友，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鲁勇介绍说，自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清廷一直对德国人抱有畏惧之心，德国占领青岛之后，周馥就是来青的第一位清朝高官。卫礼贤曾在《青岛的故人们》一书中提到当时的情景：“敌对的气氛在占领之初就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几乎使坐镇济南府的山东巡抚和青岛的德国总督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往。但后来，这种气氛却消失了。当时的巡抚周馥打破禁令，对青岛进行了一次访问。”周馥在这次访问之前一定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访问的结果却让他惊喜，德国总督彬彬有礼，还摆下盛大的宴席，这样的礼遇让他把德国人当成了朋友。“周馥晚年选择定居青岛与其他清廷旧臣的心情也是大不一样，他是因为真的把德国人当朋友才来的。”鲁勇说。

当周馥得知自己的德国好朋友卫礼贤想要成立“尊孔文社”研究汉学却毫无头绪时，他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人选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劳乃宣。有了这位前山东巡抚做中间人，劳乃宣于1912年冬天就来到了青岛。据说，劳乃宣对于能够来青生活十分兴奋，因为他查到“劳”姓是因为祖先居于“劳山”，以山为姓，后来崂山才加了“山”旁称“崂山”。能回到祖先生活之地劳乃宣非常高兴，他专门请金甸丞为自己画了一幅《崂山归去来图》，并从此自号崂山居士。

曾劝溥仪娶个德国老婆

虽然隐居青岛，开始主事尊孔文社，但劳乃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大清臣子。他和其他顽固的复辟派一样，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再迎来大清帝国的天下。

1913年2月隆裕太后去世，但陵寝工程却因清帝退位搁置，一直到1913年年底才修好。作为全心全意忠于清王朝的复辟派，劳乃宣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入陵仪式，他身着全套清朝官服风尘仆仆地由青岛赶往北京。他一进灵堂便跪地大哭，哀嚎之声如丧考妣。据鲁勇介绍，当时到场参加祭奠仪式的官员衣着打扮分为三种，其一就是死忠清朝的旧臣们，如同劳乃宣一样官袍顶戴样样齐全；第二类虽然没穿朝服前来，但也是中式的长袍马褂；再有就是如前清的驻外公使孙宝琦，一身西装革履。忠君爱国的劳先生哪里看得惯孙宝琦的这身打扮，冲上前去指着他的鼻子就骂他是“洋鬼子”、“不要脸”。听劳乃宣一骂，其他几位老臣也站出来帮腔，围攻这位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一时之间场面甚是尴尬。

去北京这一趟，劳乃宣不仅大闹了灵堂，经过几日观察他还发现袁世凯并不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共和，而是重用清朝旧臣，尊重宫中帝后，这让劳乃宣看到了一丝希望。回青后他马上把自己写的《共和解》请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裁)入京时带给袁世凯。劳乃宣在文中写道，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才由周、召二公夹辅王室，称为共和政治，他想以此向袁世凯说明“共和乃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送走赵尔巽后，他又写了一部《共和续解》，并提出让袁世凯以摄政王身份摄政十年，等到宣统皇帝长大，再将帝位归还清室，那时候袁世凯还可以做王爷。除了将这个建议托人送给赵尔巽，劳乃宣还动用了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周馥，以及由青岛去北京当国务卿的徐世昌。见劳乃宣如此良苦用心，袁世凯本想重用他，可是有幕僚认为劳乃宣公开大喊复辟，太为惹眼，于是袁世凯只给了劳乃宣一个参政院参政的虚职，劳乃宣接到聘书大失所望，于是以病老为由推辞掉了。

劳乃宣的复辟之心并未因此破灭，他听了卫礼贤的建议，给宫中的宣统废帝写了密信，建议溥仪娶德皇威廉二世之女，这样德国就可以公开出面支持宣统复位了。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亦提到此事：“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陈宝琛）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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